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通报的今年上半年全国安全生产情况表明：1—6月份，全国共发生矿难事故1736起，死亡2537人。其中，一次死亡3—9人的重大事故113起，死亡501人；一次死亡10—29人的特大事故15起，死亡226人；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3起，死亡106人。尽管矿难事故和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但安全生产形势依然相当严峻。
然而，这
一次次“惨烈”的事故，都是偶然的吗？究竟谁纵容了这些问题的发生呢？反思和检讨这些矿难事故，人们不禁要问：在国家有关部门严打重治的情况下，矿难事故为何屡屡发生？到底是谁一次又一次把我们的矿工兄弟送上不归路？有人认为是天灾，也有人说是人祸。其实，真正的杀人凶手是煤炭暴利、是制度不落实、是严重的腐败问题。
一是“煤炭暴利”所趋。据一些小煤窑业主透露，开一个小煤窑每年至少能赚五六十万元，大多数矿主赚钱在百万元以上，赚数百万元的也很普遍。有关部门进行过估算，我国重大矿难事故风险的概率为六百分之一。这个数字说明，尽管从总量上看煤炭行业发生矿难的频率和死亡人数很高，但真正轮到每一位矿主的几率却很低。即使轮到他们的头上，依现行法律，对违法开采的罚款5000元至2万元，酿成重大或特大矿难的判刑也只在7年以下。微不足道的罚款，不可能使违规者感到切肤之痛；远远小于收益成本的刑罚，也不可能让那些黑心矿主心惊胆战。而与相对较低的事故风险成本相比，煤炭开采的收益却十分丰厚。以每吨煤卖210元计，人工成本只有5元，其他开支也不过几元，除去各项费用，开采1吨煤可获利200多元，利润超过1000%。减去开矿前期投入，后面的产出则是多挖多赚，小煤窑业主怎会轻易收手呢？这些暴利让不少的煤矿业主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拿员工的生命健康作赌注。
二是“制度落实”不够。通过此次大平矿发生特大矿难事故，再次暴露出我国煤矿安全生产的基础薄弱和安全管理的漏洞之多问题。据报道，在此次事故之前，该集团就先后发生过9起较大的煤炭安全事故：今年4月11日，超化矿发生透水事故，12名矿工被困井下，经多方努力，矿工在被困109小时后获救生还；2002年８月９日，弋湾矿发生淹井事故，10名矿工遇难，矿井被迫关闭；2003年1月23日，大平矿井被淹……近五年来，有案可查的各种较大的安全事故就有９起。然而，面对如此频繁发生的事故，郑煤集团的领导却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其对安全生产的心态也极须端正。据透露，“4·11”超化矿12名被困矿工获救后，郑煤集团围绕此次救援组织了巡回演讲报告团，在集团公司内部巡回报告，郑煤集团一些职工非常不解：一场明显的责任事故，怎么就被演化为一场大书特书的英雄好事？许多职工向上级部门和新闻单位表达了他们的深深忧虑。然而，职工的忧虑，社会和舆论的监督，都被当成了耳旁风，刮到九霄云外。安全责任制落实不力、领导干部的作风不实，使得《煤炭安全生产法》等安全法律法规在执行中成为一句空话，最终造成了更大的事故发生。
三是“官煤勾结”之害。据《中国青年报》披露，湖南省娄底市委书记蔡力峰10余次下乡暗访，发现矿难频繁的症结在于党政干部参股分红。涟源在娄底产煤最多，死人也最多。2003年4月，涟源市七一煤矿石坝井被查出9条安全隐患，作为检查者之一的原涟源市煤炭局副局长张顺辉既不上报，也未督促停产整顿。4月16日该井突然发生出水、出泥事故，17人死亡。据娄底市检察院有关人士介绍，该院在张顺辉家追缴12万余元人民币，其中赃款8万余元，非法所得近4万元。2002年，原涟源市地矿资源管理局副局长汪清湘被查出受贿3万余元。汪的下属龙某也多次接受贿赂。俗话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正是这些充当“保护伞”的官员用自己的腐败行为为煤炭安全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重大隐患”。其实，在许多矿难的背后，我们都能发现“官煤勾结”的影子，这些腐败问题也间接导致了一幕幕矿难惨剧的发生。
“矿难猛如虎，人祸在作崇”。无数惨烈的矿难用血淋琳的事实呼唤着官德的回归、呼唤着人性的复苏、呼唤着生命的珍贵。它告诉我们：安全，永远是生命的永恒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