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封杀温州炒煤团

　　震动　长治封杀“温州炒煤团”

　　作为全国100个重点产煤县之一的山西省长治县，煤炭资源掠夺性开采是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普遍现象。

　　2003年初，长治县新一届县委、县政府决定进行彻底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改制首先从煤炭企业开始，“温州炒煤团”试图通过送礼、托关系等各种手段参与，但遇到了“红牌”。

　　2003年5月10日，长治县首批实施产权改制的红山、新建、红兴等煤炭企业在该县煤运公司会议厅进行公开竞标。经过5次叫价之后，长治市运东汽运有限公司最终以8900万元中标，成功实现了对红山煤矿控股60％的产权改制。

　　今年3月底，记者来到了红山煤矿。红山煤矿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8900万元中标，还要投入好几千万进行采煤设备的改造，这么大的投入是‘温州炒煤团’难以承受的。而改造完成后，我们年产原煤将达90万吨，回采率达到80％以上，将彻底告别掠夺式开采。”

　　据统计，全县改制重组后的煤炭企业投入的技改资金总量已超过10亿元，煤炭资源的回采率也由原来的不足30％提高到了80％以上，百万吨死亡率大大下降，原煤产量突破500万吨，增长近三成。

　　长治县招商局局长申文奇说：“这样的改造，那些‘温州炒煤团’肯定不会做，这样就封杀了‘温州炒煤团’的短期行为，成功走出了煤炭资源掠夺性开采的怪圈。”

　　长治县封杀“温州炒煤团”的做法已经在全省产生了强烈震动，并且开始在全国产生影响。朔州、吕梁、运城、晋城等产煤大区的许多县市的领导都专程来到长治县实地考察学习，“长治县模式”正在全省推广。

　　祸根　掠夺性开发和安全隐患

　　矿难频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急功近利的欲望，使矿主对潜伏在生产过程各环节的众多隐患持漠视态度，甚至有令不行、有章不循。不少“温州炒煤团”的做法就是这样，这也是他们这次遭到封杀的最重要原因。

　　山西朔州“3·19”矿难就是这样的例证。记者调查了解到的事实表明，“以包代管”引进的“温州炒煤团”不顾安全的掠夺性开发正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发生事故的细水煤矿是细水村和堡子沟村合办的村办煤矿。据细水村村民反映，2002年将其委托给矿长王应“托管”经营50年，条件是每年向乡政府上交15万元承包费，向村民们提供部分块煤做燃料。取得经营权后，王应又把井下出煤承包给了浙江温州人黄召林。黄召林组织产煤时，只催问产量，不管安全生产。

　　据矿主王应交代，矿上每日组织两班轮流生产，每班产煤300吨。村民们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当地的煤价去年以来每吨价格从不到100元上升到120元，后来又一直涨到现在的140元至150元，每吨毛利达到100多元，矿主开足马力挖上几天就足够交上承包费。调查人员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以包代管”的案例。而在山西省的个别产煤县，小煤矿“以包代管、一包了之”的比例高达80％。

　　思考　浙江“炒”商为何频遭阻击

　　一组普遍被认可的数据是，温州人掌握着山西境内近60％的中小煤矿，牵涉的投资额高达40多亿元人民币。而由温州人控制的煤矿年产量已经达到8000万吨以上。

　　据山西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外省企业共在山西开办19座煤矿，其中18座煤矿均未履行法定审批程序。保守估计，因这18个矿井的非法开采，山西省每年损失30多亿元。

　　不仅是山西，云南也意识到了“温州炒煤团”的危害并开始封杀行动。前不久，在“温州炒煤团”利弊纷争之际，李新华副省长提醒云南省煤炭行业，谨防“温州炒煤团”搞乱云南省煤炭资源。

　　业内人士指出，虽然浙江“炒”商近年来出尽了风头，从“炒房团”到“炒车团”，再到“炒煤团”等，真是炒出了花样。但热闹一阵子后，如今无论“炒房团”、“炒煤团”还是“炒车团”无一不受到阻击。浙江“炒”商为何四面楚歌？这应该引起浙商乃至社会各界的深思和警醒，否则被封杀的绝不仅仅是“温州炒煤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