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陕煤区风行炒矿“盛宴”

2005/8/12 11:12:47

　　“开矿三个，不如炒矿一个!”
　　陕西榆林市神木县的一位王姓商人喜不自禁地说。今年4月，他联合自己的3位亲戚，通过借款、贷款、借高利贷等方式，共筹资5000多万元，购买了本乡的一座煤矿，一个月之后，这座煤矿又被他转手出售了，成交价8000多万元。
　　 2003年以来，随着煤炭供求关系的持续紧张和煤炭价格的持续攀升，热钱大量涌入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煤炭资源富集区，炒卖煤矿之风兴起。在这些地方，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已不再是痴人说梦，只看谁有实力参与……
　　
　　炒矿之风迅速蔓延
　　从1999年开始，国家对煤炭实行并井压产等调控政策，几乎停止新建煤炭矿井。
“由于当时煤炭价格极低，市场很不景气，大小煤矿普遍压煤成灾，不惜把大量的煤炭赊出去，许多县办乡办村办煤矿成了当地的包袱。2000年前后，不少县乡政府竞相出台各类优惠政策，吸引外地和本地民间资本参与县乡村办煤矿的改制。说实话，许多改制就是把煤矿卖给或承包给私人经营‘甩包袱’。”一直在煤炭行业工作的冯先生对炒矿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他回忆说：“一些有眼力的外地个体投资者发现，当地急于甩掉的‘包袱’中蕴藏着巨大的创富机会。于是，踊跃以低价购买、承包县乡村办煤矿，做起了‘煤老板’。应该说，一开始，这些‘煤老板’并未打算投机炒矿，而是一门心思想着自己开采经营。”
　　炒矿之风始于2003年。当时，随着国内煤炭供应的日益紧张，煤炭价格连连上扬，民间热钱遂源源不断地涌入煤炭资源丰富的陕西、山西、内蒙古煤区。由于此时煤区勘探完毕的资源已基本被分割，采矿权证的申办条件很多、手续很严，许多投资者便把目光盯在了现有的大大小小的煤矿上———要么通过参与县、乡、村办煤矿的改制，以竞买等方式购买这些煤矿；要么从先期已购入或承包了煤矿的业主手中再高价转购或转包煤矿。
　　由于有证煤矿成了各路投资者竞相逐鹿的“猎物”，于是煤矿的购买、转包价格也翻着跟头往上涨。早前一座价值二三十万元的小煤矿，2003~2004年间的出让价已骤然涨至两三千万元!
　　此时，一些“煤老板”发现，自己开发经营一个煤矿，一年辛辛苦苦只能赚几百万元，如果搞到两三座煤矿包装之后再转让出去，一年轻轻松松便能赚上几千万元。于是，这些“煤老板”便依托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低价购入、承包煤矿，再高价卖出或转包，从投资者摇身变为投机者，专事炒矿而日进斗金。很快，在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煤区，投机炒矿之风迅速蔓延。
　　炒矿者到底赚了多少钱？2005年初，一位姓叶的榆林人在榆林和内蒙古交界地带，以5000万元的价格购入了一座村办煤矿，随后他便联系买家准备转卖。今年4月份，有人出价9000万元转购，叶还认为价格不理想而暂且未卖。
　　据知情者透露，在当初购买煤矿的5000万元中，叶自己出了600万元，其余的钱是200多位股东以每股10万元集资的。今年春节前后，陕北横山县7位个体户集资6000多万元，通过拍卖形式竞买了本县一座乡办煤矿。今年5月，煤矿被一外地投资商购买，成交价1.3亿元，7位个体户每人分了1000万元。
　　在榆林某县，因为人们纷纷集资购买煤矿，民间高利贷的利息一涨再涨，银行的兑付压力也空前加大。
　　
　　炒矿潜规则与腐败
　　一夜暴富往往伴生着各种歪门邪道和各种腐败“潜规则”。
　　炒矿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通过拍卖形式竞买的县办乡办村办煤矿；另一个是由当地政府“研究确定”购买者和承包者的煤矿。
　　 “这其中猫腻很多，比如拍卖竞标，相当多的拍卖只是走走形式，你如果事先不打点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肯定竞买不上。一些煤矿在拍卖前，当地政府已内定好了封顶价。当到了封顶价时，往往还有好多竞买者在激烈竞争，这时候谁能最终买到煤矿，就要看同当地政府的关系了。而这关系可不是几万、十几万元能建立起来的……”山西一位曾参与拍卖的煤矿主道出了其中的奥妙。
　　至于由一些地方政府“研究议定”出售、出包价的煤矿，“猫腻”就更多了。按目前的市场行情，如果以4000万元买一个年产10万吨、可开采10年的煤矿，一年可收入800万元左右，5年多即可收回成本。所以，为了能买到煤矿，许多人削尖了脑袋不惜血本展开“公关”。
　　对此，一位矿主算账说：“如果花1000万元‘公关’，能用四五千万元买一个年产10万吨的矿，充其量白干两年，净赚几千万元不成问题。”
　　按我国法律规定，矿山企业转让采矿权，必须经省级以上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同时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数额不折不扣地缴纳采矿权价款、采矿权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和资源税。但在煤矿的转让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炒家和当地政府、企业联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延伸阅读
　　
　　炒矿导致的种种恶果
　　
　　炒矿不只伴生了煤区的不正之风和各类腐败，而且还助长了掠夺性开采，造成了对煤矿资源破坏等一系列恶果。
　　有关煤炭专家分析，由于炒矿者是投机而不是投资，所以根本不会对煤矿的生产经营作长期的安排和投入。几乎所有高价从炒矿者手中得到煤矿的矿主，为了能早日回收投资，大都进行掠夺性生产，比如超设计能力开采、越界开采等，实采量大大超过每年的核采量。同时，个体矿主开采技术水平普遍较低，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而且加速了矿区地质环境的破坏。
　　在许多煤区，不少村庄因地下水位区域性下降出现了水荒；采矿引发的山体崩塌、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灾害接连发生；粉尘、废渣等污染日趋严重。
　　本文调查发现，在炒矿过程中，由于煤矿在买与卖、承包与转包过程中几易其主，业主频繁更替，管理人员和工人普遍缺乏稳定心态和长远打算，矿井安全投入能省就省，矿主为追求高产而违反操作规程，随意突破设计能力，极易导致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另外，炒矿扰乱了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加剧了煤炭价格的不合理上涨，在煤炭市场形成了大量价格泡沫，进一步增加了能源紧张气氛，误导了其它产业。
　　与此同时，由于炒矿，不少煤区农村，近几年因资源利益之争引发的法律诉讼、集体上访事件明显增多，给煤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炒矿一般采取的是“参股”合作经营的方式，或私下承包、买断矿井的经营权，包括地下煤矿资源，煤矿名义上的法人仍是当地县乡政府或村委会、企业。这样一来，炒矿者便可以逃避交易的税费和有关部门的监管，由此导致了国家税费的大量流失。
　　 ———这些后果不可不察。（简强）

稿件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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