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七台河煤矿的爆炸余音未散，河南寺沟煤矿又发生透水事故，而此前贵州水城矿难才刚告一段落。面对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消失，面对安监部门领导一次次拍案而起，面对公众舆论越来越多的质问，某些事故发生地的“父母官”们在“火速赶往现场”的同时，却依然念念不忘寻找借口、回避应该承担的责任。
一是往死难者身上栽。恶性 事故发生后，有些官员把责任栽在长眠者头上，什么“素质不高”“纪律松散”“对危险性重视不够”等等，似乎他们活该断送自己的性命。例如，七台河煤矿一位副总工程师称，此次事故的发生主要在于那些井下矿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没有按规定办，小链条断裂造成了大过错”。好在安监部门的官员并没有循着这个思路总结下去，而是一查到底，认定这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
二是往“黑心”矿主身上摊。河南寺沟煤矿透水事故发生后，当地领导就表态说，该煤矿是煤炭资源整合对象，是置政府三令五申停产要求不顾偷偷生产的。此类解释，在今年的矿难事故中我们已多次听到。我们不能不提出疑问：难道政府发出一纸命令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为什么政府官员不到现场督察一下？“三令五申”到底是做给上级看的，还是准备用作矿难发生后开脱责任的挡箭牌？事实上，有的领导干部对此是心知肚明的：哪有一纸公文就可以令行禁止的？无非场面上要过得去，对上好交待。于是，矿难一出，矿主低头认罪，监管责任人逃之夭夭。这样，只能是爆炸声不绝于耳！
三是往“难免论”上推。面对屡屡发生的重特大事故，一些领导干部“发明”了一种理论，认为在中国现阶段，这些事故是“难免”的。有人还搬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生产事故数字作辅证。也有专家附和称：“中国煤矿如同大病之人”，“不能期望有什么良药可以立竿见影地遏制矿难”等等。按照这样的逻辑，重特大事故频发根本不是监管问题，而是不可避免的阶段问题。听到隆隆爆炸，领导干部完全可以安心睡觉，因为我们不可逾越这个阶段。
这类怪论的实质，就是有关领导逃避责任，对此我们决不能轻信。今年以来的一些重特大事故几乎无一例外地表明，领导干部失职渎职乃至官商勾结，才是造成一些矿监管失控、违规操作、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真正的“祸首”。
监管者和领导干部的责任，不仅包括日常监管工作，也包括对事故应承担的责任。一旦发生事故，相关领导就应当承担责任，付出与职责相称的代价，这样后来者才能受到震动，才不会轻易找借口为自己开脱。也只有这样，事故频发的问题才可能根本解决。
稿件来源：中国交通广播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