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资源的低税率危及社会公平

    　3月23日，就在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宣布调整消费税的同时，新华网转发《半月谈》的报道：煤老板团购“悍马”，百姓成“矿区难民”。报道称，山西省灵石县虽是“煤乡”，但是当地的老百姓不但没有能够因煤致富，而且因煤矿的私采滥挖，导致环境破坏、耕地被毁，有的村民连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沦为“矿区难民”。
　
　　“矿区难民”这个称呼让人心酸！更让人们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煤价连续几年上涨的前提下，煤炭产地竟然出现“矿区难民”？进一步思考，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煤炭涨价，消费者要接受涨价后产品，没有受益；无序开采、违法生产，每年的死亡矿工达六七千人，社会没有受益，甚至为处理这些事情还要投入大量的公共资源，真正受益的是“煤老板”，有报道称，一个年产两三万吨的小煤矿，一天的利润就有上万元，一个年产不到10万吨的煤矿，年利润高达近千万元人民币。
　　
　　巨大的利润空间，使煤炭这个行业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官煤勾结、腐败丛生、矿难频发、官员入股等等，都一再成为近两年的社会热门词语。另外，由于煤炭是我国能源的上游材料，其价格长期高企，直接加大了相关产品的成本，抑制了消费需求。那么，煤炭行业丰厚的利润是怎么来的？除了市场因素以外，有多少是靠企业的管理、资金的投入产生的？又有多少是因政策导致？比如资源税过低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
　　
　　据官方报道，我国的资源税是1994年开始执行的。当时的煤炭价格是每吨七八十元，征税额是每吨1.60元左右；自2005年6月1日起，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煤炭的资源税进行了调整，每吨提高到3—3.60元，而此时的煤炭价格已涨到每吨三四百元。据“中国证券报”2005年12月30日报道：煤炭资源的税额与与价格之比，国外最高达到8%，而我国一直在1.18%左右。2005年6月虽然每吨煤炭的税额提高了，但是按当年的煤炭价格计算，仍然到不了2%，与国外的8%比较明显偏低。
　　
　　资源税长期偏低，使本应由国家获取的利益大量流失，严重危及社会公平，不仅培植了一大批轻松暴富的“煤老板”，豪车豪宅，炫富扬威，加大社会财富的分配悬殊；还为管理这个行业的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了较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这一点从近年发生的大量矿难事故调查中都能找到答案。
　　
　　除此以外，煤炭开采中的大量“隐性”成本，也需要社会为此买单。据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每日电讯”2005年10月22日的一篇文章介绍：“国家发改委和山西省组织的煤炭可持续发展专题调研显示，国有煤矿生产煤炭付出的“隐性”成本触目惊心：每挖一吨煤实际动用2.5吨煤炭储量，损耗2.8吨地下水资源。平均每年生产1亿吨煤，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达245平方公里，以2002年为基年测算，山西每年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产破坏、地表塌陷等折合人民币300多亿元”。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新华社上述报道依据的是“国有煤矿”，国有煤矿一般技术比较先进，管理相对科学，还造成如此大的“隐性”成本，可以设想，那些大量手续不全的小煤矿，社会所付出的“隐性”代价显然更要高的多。由此可以看出，那些煤老板们攫取的巨额财富，不仅是对国家资源的掠夺，还为社会带来了许多潜在危机。
　　
　　这几年为什么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来治理和规范煤炭生产，但一直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违法人员仍然铤而走险？这里的关键因素是煤炭的畸形利润，违法者受到的处罚成本与违法所得比较要小的多，每吨三四元的税收，对煤老板来说，有几个在乎的？如果这种煤炭暴利不消除，其结果是整顿关闭的煤矿越多，剩下的煤矿利润就越高，利益驱使使私采滥挖的现象会愈发严重，治理难度会更大。

　　要从根本上扭转煤炭行业违法违规开采的状况，在加大管理力度的前提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发挥税收杠杆作用，调节畸高的煤炭利润，使其降到合理水平，丧失“诱惑”力。这样既能保护国家资源，减少污染和破坏性开采，也有利于社会公平，国家相关部门应及早引起重视。

　　

(稿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