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炭是炼钢的重要原料，世界年需焦炭4.27亿吨，其中一半源于中国。按理这样一个“焦炭大国”，应该对焦炭价格拥有话语权。而实事上，焦炭出口价格从469美元/吨降至目前低于成本的126美元/吨，面对赔本的生意，中国的焦炭企业仍然伸长脖子任人“宰割”。
“要是地方政府在焦炭出口价最高的时候，从宏观上采取强硬的措施控制煤炭总量的盲目扩张，我想焦炭业的冬天是不会到来的。”
焦炭业的冬天到了
去年是个暖冬，不是太寒冷。但对于中国的焦炭企业来说却是特别的冷，他们正在经受着一场突如其来的严冬考验。
天津港码头焦炭仓库，等待出口装船的焦炭堆积如山，一眼望不到边。陆陆续续的有几辆货车从库房装了焦炭径直离开了码头。在焦炭码头，车把焦炭运来，是常见的事，是谁又把焦炭从库房运走呢？记者前不久偶然看到这一怪现象，上前询问了一位在现场指挥装焦炭的人，原来这运走的焦炭是山西某焦化企业的，“5万吨焦炭在这里放了近一年，场地租金已经用去了十五六万元，现在合同还没有签出去。出口价越来越低，估计是卖不出去了，为了减少租金损失，只得运回去。”这人说完无奈地叹了口气。
记者在码头还遇见了山西太原一家企业的部门负责人，他们也有6万吨焦炭堆放在港口。当记者问及焦炭价格时，他无奈地叹了口气说：“现在焦炭企业是赔本赚吆喝，”说着他指着堆积如山的焦炭，“现在出口价一百二三十美元都没人要，我们6万吨焦炭积压在港口，每天还得支付6000元的场地租金。”他给企业算了一笔账，企业产1吨焦炭，就要赔进去270元。
天津港是中国焦炭出口最大的港口，记者从港口方面了解到，天津港目前库存大约有300多万吨，每天场地租金就达30多万元。
中国焦炭出口需要持有商务部发放的出口配额才有资格对外出口，2005年商务部共给国内48家企业颁发了焦炭出口配额。山西平遥焦化厂是这48家之一。2005年他们首次从商务部申请到了6万吨的配额，“配额刚到手就不断有人打电话联系焦炭出口的事，4月份有买家开口给我220美元/吨（二级焦），我当时没有报价，总认为还要涨，没想到跌得这么快。现在一百二三十美元都没人要了。”该公司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从中国炼焦协会了解到，2005年10月份焦炭平均出口价为149美元/吨，11月份为136.9美元/吨，有的企业出口价只有128美元/吨。而澳大利亚炼焦煤每吨出口离岸价只有125美元。
“焦炭价格低得已经突破企业承受的极限了！”中国炼焦协会杨文彪秘书长对此非常担忧。目前，只有管理水平高、拥有原料煤矿和副产品开发较好的企业才能保持盈利，约占1／3，还有1／3的企业基本持平，另有1／3处于亏损状态。
对于中国焦炭的“跳水价”，国外的钢铁商们并不满足。他们为了把价格压得更低，往往采取招投标方式，吸引焦炭企业竞相压价。德国焦炭贸易商代表中国一特级焦炭生产企业以180美元/吨的底价参加德国某钢铁公司的竞标，“没想到有的焦炭企业竟把价格降到160美元/每吨，180美元/吨已难保本了。”
国外钢铁企业得寸进尺，国内钢铁行业同样没有放松“逼”炼焦企业的降价。太原煤气化公司1个月之内就收到内蒙古一家钢铁企业的7次“降价令”。
“而对于炼焦用的焦煤，受国家对煤矿行业的安全、环保的整治，其价格几乎没有降价的可能！”杨文彪秘书长分析认为，“焦炭企业受到了上下游的双重挤压，已经没有后路可退了！”
盲目扩张导致“腹背受敌”
2000年之前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钢铁业的发展不景气，钢铁的上游产业之一焦炭业自然也受到了影响。当时为了鼓励出口增加外汇储备，国家对焦炭出口与其他出口产品一样给予出口退税优惠政策。当时由于我国劳动力便宜，对环保要求又不高，而国外正好与中国相反，劳动力贵，且环保要求又高。中国生产的焦炭在价格上自然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国外一些大的钢铁公司虽有自己的炼焦厂，但他们发现自己炼的焦比买中国的还贵，就不再生产了。这使得中国焦炭迅速占领了欧美市场。2002年，中国生产焦炭1.428亿吨，占世界焦炭总量的40％左右；2003年前三个季度全球焦炭产量为1.008亿吨，中国大约占其中的70％左右。
欧洲为保护自己的炼焦企业，欧盟还曾对中国焦炭征收每吨32.6欧元的反倾销税。即使加上这32.6欧元的反倾销税，国外钢铁企业还是觉得买中国的焦炭划算，中国焦炭企业还是觉得出口焦炭有利可图。渐渐地国外钢铁企业就对我国焦炭形成了很大的依赖性。
由于炼焦是高能耗、高污染、高资源的行业，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外汇储备已日渐丰富，国家再也没有必要靠大力发展炼焦，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出口创汇了。
于是，2004年1月1日，中国推出焦炭出口许可证制度，同时将焦炭出口配额从2003年的1200万吨削减到900万吨。这一措施的出台使欧盟一些钢铁企业面临着无焦炭而停产的威胁，一些大的钢铁企业纷纷要求欧盟与中国政府交涉取消配额限制。
中国也不示弱，不但没有取消配额限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还发出紧急通知，宣布从即日起，对出口的焦炭及半焦炭、炼焦煤，一律停止增值税出口退税。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中欧焦炭贸易战火进一步升级。2004年5月26日，欧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5月28日前中国必须取消对焦炭出口的限制，否则将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
2004年5月28日，中欧就焦炭贸易问题达成协议：中方没有像欧盟要求的那样取消出口许可制度。但承诺2004年中国向欧盟的焦炭出口量将不低于上一年度的水平（1200万吨），实际出口了1500万吨。
就在中国政府与欧盟为焦炭贸易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焦炭的出口价格也像热气球似的急速攀升，2004年6月每吨焦炭出口价格为430美元。同时国内倒卖配额成风，一吨出口配额几经转手倒卖后竟高达200美元。“靠转手倒卖配额，一夜赚上个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绝不是天方夜谭。”杨秘书长告诉记者。
价格的疯涨刺激了焦化行业的盲目扩张。2004年期间，记者曾到山西采访，当时正在修建的焦化厂随处可见。没有一座煤矿的晋南某县，短期内上马建设了十多个40万吨大型机焦项目。近年来，山西省未经环保部门审批、私自上马的焦化项目比比皆是。全省683家机焦项目中，有618个属于违法上马，80％以上的焦化厂未经环保部门审批。大量土焦和改良焦屡禁不止，一些县市重现村村炼土焦、沟沟冒黑烟的往日“繁华”。
一些“民营资本大鳄”也携大量资本，纷纷进入焦化业，冲击着政府的调控能力。山西某上市公司停止实施其他3个项目，将资金改投到总投资过15亿元的200万吨焦化项目中。许多未经任何审批的民营焦化项目直接上马，导致产量急剧上升。而作为焦炭的主要用户，国内一些大型钢铁企业也纷纷在山西建立自己的焦炭基地，以降低原材料成本，使得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
由于价格的疯涨，世界一些大型钢铁企业担心中国焦炭不可靠，许多已关闭的焦化厂又开始恢复生产了。同时印度、巴西、波兰、南非等国纷纷上炼焦项目。世界炼焦能力在短短一年时间就新增1500万吨至2500万吨。全球炼焦一下总量突破了3亿吨，而实际需求仅为2.6至2.7亿吨。“总量失控，供严重大于求，这就是焦炭价格跳水的根源。”杨文彪告诉记者。
焦炭“欧佩克”作用有限
面对严峻的行业亏损局面，2005年6月，山西省焦炭协会组织数百家被称为“焦炭欧佩克”的会员单位，共同签署了《山西省焦炭行业生产自律公约》和《山西省焦炭行业价格自律公约》，合称“绵山公约”。《公约》要求会员企业减少投产规模的20％至40％，限产期暂定为3个月，总计压缩产量600万吨左右。《公约》还规定，对不受公约约束，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焦化企业，会员单位中的“权威”部门有权核减其运输计划，或报有关部门取消其出口配额和配额申领资格。
山西焦炭“欧佩克”的初衷是想通过“一个声音说话，一套方案应市”，来应对风云突变的焦炭市场，确保山西焦炭行业的整体利益。与此同时，山西省政府还出台了《山西省焦化产业管理条例》，各级政府也合力对焦炭行业进行专项整治。
中国北方焦炭联合体理事长华祖贵，也在2005年5月发出“焦炭企业必须联合发展”的倡议。
山西“焦炭欧佩克”刚出台时，一位业内人士就指出，在当前民营经济总体诚信缺乏、信用管理滞后的背景下，如果政府必要的行政手段跟不上，焦炭“欧佩克”将形同虚设。这还真被他言中了。
“欧佩克”也好，“联合倡议”也罢，他们对控制焦炭价格下滑势头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山西焦炭企业有600多家，而参与“欧佩克”不过几十家，即使山西炼焦企业全部联合起来，也同样对焦炭价格于事无补，因为全国还有好几百家炼焦企业没有纳入这个价格联盟。北方焦炭联合体也只是部分企业。那么组织一个全国“焦炭价格欧佩克”能否抑制焦炭价格下滑呢？
“同样是白费心思，”中国炼焦协会杨文彪秘书长对此并不赞成。
他的理由是，全国炼焦企业太多，根本无法全部组织起来，即使组织起来了，也形同虚设。一笔焦炭合同就是好几万吨，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不会全部遵守规定的，因为谁先卖出去，就意味着谁先走出困境，谁把焦炭攥在手里就意味着等死。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能保证所有企业都遵守规定不降价销售。再说企业以明高暗低的形式销售，是很难查出来的。
山西省社科院的有关专家也指出，政府在依法规范行业行为的同时，还应当认真研究将“资源补偿”和“环境治理”纳入焦炭价格，通过调整焦炭企业收益，达到有效控制焦炭生产的目标。
“要使焦炭跳出价格‘生死轮回’的怪圈，没有什么诀窍或灵丹妙药。”杨文彪认为，“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国家抬高炼焦业的准入门槛，从宏观上总量控制炼焦生产能力。淘汰效益低下、工艺落后的炼焦企业，使供需基本达到平衡。这样焦炭价格才能跳出冷热轮回的怪圈，使价格逐步恢复到合理的价位，这个价格应该是每吨180至200美元之间。”
可喜的是，国家发改委2005年12月16日已出台相应措施，从宏观上调控焦炭产能过剩。“要是地方政府在焦炭出口价最高的时候，从宏观上采取强硬的措施控制煤炭总量的盲目扩张，我想焦炭业的冬天是不会到来的。而实际上恰巧相反，国家虽有一些控制总量的措施，但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地区经济，把这些措施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违规发展炼焦项目，于是形成了今天焦炭业的严冬。”杨文彪对此深感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