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矿难的评论文章，主要观点是，必须有矿工的“强力介入”才能遏制矿难，作者并为此开出药方，即把矿工们组织起来建立“跨矿”的工会，然后以工会为后盾与矿主开展斗争。乍看起来，这个措施的确能够起到补充政府监督的作用，但只要对中国煤矿的现状略有所知的人，看到这个药方时都会摇头苦笑。这让人很容易就能联想到那个老鼠给猫戴铃铛的寓言，如果老鼠的确能够把铃铛挂上猫的脖子而且猫还摘不下来，老鼠们从
此的确能够高枕无忧了，然而，什么样的老鼠才能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
只要仔细阅读有关矿难的新闻报道，就不难从细节中发现如下事实：绝大部分死于矿难的矿工都是异乡谋生的弱势群体，比如此次山西交口矿难中遇险甚至死亡的矿工中，就有28人来自四川农村。这些矿工好不容易才通过老乡的介绍找到一份挖煤的工作，他们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的处境与寓言中的老鼠差不多，要想把他们组织起来同矿主进行较量，实在是不合情理的浪漫想象。这个药方除了操作性方面的荒诞之外，它还有一个致命的负面影响，就是把原本属于政府的职责转嫁到了矿工身上，从客观上看，它不仅是为政府“减负”，同时也是给死亡线的矿工“加压”。
评论作者找不到遏制矿难的良方还情有可原，毕竟作者掌握的现实材料有限，但是根据笔者三年来的观察，中央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在矿难面前似乎也是“药不对症”，这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了。2000年头10个月，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为4902人，2001年头10个月，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为4547人，于是赶忙开会号召全国各地“紧急动员起来”，加大关井力度，严格验收复产，决心迅速扭转事故多发的势头，不少书记、县长、区长因此被停职反省，结果怎么样呢？到了2003年度，仅仅4月份，中国煤矿一共发生事故125起、死亡329人，到了8月份，8天之内山西就发生了三次瓦斯爆炸，死亡97人。为了扼住矿难的咽喉，到底开过多少会、发过多少文件、搞过多少检查、撤过多少官员，谁也说不清楚，总之每次出了事故，这些“有力措施”都要来一遍，不过矿难似乎有着无穷的“生命力”，最近一段时间，山西又接连发生了三起矿难，到底死了多少人现在还统计不清楚。矿难的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答案似乎就在浩如烟海的红头文件中，但又似乎无人知道。
有一个现象是比较奇怪的。今年4月30日，山西隰县某煤矿发生爆炸，死亡36人，该煤矿的“二老板”李梁平就是当地乡党委的副书记，更大的老板则“背景不详”。类似的蛛丝马迹在几乎所有的矿难中都能找到，早在2001年，新华社记者在调查山西中阳矿难时就注意到，当地老百姓风传中阳县主要领导在出事的后沟煤矿里都有股份，别的煤矿要不由领导或其亲属所开，要不就有领导的暗股，但在事后的追究中，这些传闻并没有得到追查和证实。原山西省省长多次在开会时“怒斥”矿难中“有腐败”，但是，每次对矿难的处理都没有针对这些难以查证的腐败，而仅仅局限于追究领导责任。而那些被撤职的官员除了渎职之外到底是不是清白的，还是已经喝了太多死难矿工的血，无人得知。
中央和省级政府那么使劲也遏制不了矿难的发生，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只能推测，在基层地区，围绕着煤矿这一资源，以资本与权力为纽带的各种利益集团已经发育成型，并且具备了严密的“游戏规则”，足以对付各式各样的检查、调查甚至追查，即使是事故之后的问责风暴也只能伤其皮毛，而无法撼动其根底，至于省长的“怒斥”则顶多只会吓出某些人的几丝冷汗。正因如此，无论哪级政府，在面对矿难这个困局时，如果只是就煤论煤、就矿说矿、局限于安全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如果不从煤矿的企业制度上入手清查，如果不去深挖那些利益集团，如果不把邪恶的“联姻”连根拔除，要想打开矿难的死结是极为困难的。
所以，在笔者看来，矿难发生之后，最重要的清查工作不是赶紧关闭某一地区的所有煤矿进行检查（这个做法本来就不科学），从而给上级和公众一种措施得力的表象，而是要深挖当地的矿难根源：所有的煤矿都是谁开的？谁承包的？资本来自何处？政府官员有无涉及？这样逐个地区查下去，顶风作案导致的矿难也许会得到真正的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