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认识和政策问题

　　正确认识现阶段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

　　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和环境约束从来都存在。我国近年来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显著增大，是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和体制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大多数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面对的资源约束要大于那些资源禀赋条件好于我国的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资源消耗强度是不同的，大体上呈“倒Ｕ型”分布，上升速度较快的是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阶段。我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虽然一些年来能耗技术指标是下降的，但由于高耗能产业比重增大，总的能耗水平还是上升了。如果说资源禀赋是无法改变的，发展阶段又难以超越，体制政策环境则是改进余地最大的。现实中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处在相同行业、面对大体相同的发展条件，企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程度可以差别很大，主要原因就在于体制和政策环境有相当大的不同。关于资源和环境约束，有一个认识上的方法论问题。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自身的资源禀赋并不是能否发展、发展什么、以多快速度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国际国内，都不乏资源禀赋条件不好，但经济发展成就斐然的例子。例如，日本、韩国基本没有石油和铁矿石资源，煤炭资源也很少，但发展起了在国际上竞争力领先的钢铁和汽车工业。相反，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却缺少发展活力，不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上的竞争优势，“捧着金碗要饭吃”。开放条件下的资源流动，大大缓解了自身资源禀赋的约束。另一方面，资源的品种、质量、可利用程度等，与科技水平密切相关。以能源为例，煤炭、石油等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电力、核能的出现和使用，也只有一百多年和几十年的时间，还有一些新能源时间更短。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国际油价高涨，多种新能源的开发进度加快了，科学家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较为乐观的预测和估计。所以，在人类智慧面前，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从一个长时期的战略眼光观察，对资源和环境约束应有科学的认识，悲观是没有理由的。讲积极乐观态度与讲紧迫感并不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强调紧迫感，首先是在其他条件不改变或改变不大的情况下，短期内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量迅速上升，使我们不得不承受巨大压力。更紧要的是，这种压力是在大量该做、能做的事情未做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果我们把鼓励节约、环保的措施都采取了，把有利于节约、环保的技术都利用了，并有一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那么，我们面临的压力就会小得多。相对于自然条件和技术的约束，我们面临的思想观念上的约束、体制和政策环境上的约束要大得多。这是当前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的实质所在。解决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的出路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创新。要探索和逐步建立适应当代科技发展潮流和国际发展方式调整趋向，同时也符合中国现阶段实际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对此必须做出多方面的努力。要切实解决好发展理念的转变问题，把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要从各自实际出发，制定并实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规划，重点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划；要充分发挥价格在解决资源和环境约束中的基础性作用，该放开的要放开，需要政府定价的也尽可能适应市场变化；要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加强对资源有效利用和环境治理的社会性管制；要加强资源和环境领域的研发活动及其成果推广，在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加快科技进步过程中，优先发展那些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技术；要继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积极发展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以自主创新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新形势下提出加强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以后，持续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削弱，需要培育起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人均收入越过1000美元关口，现在又达到2000美元，当然是好事，同时也是“双刃剑”。因为这既是收入水平提高，也意味着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也相应减弱了我国劳动力的国际比较优势。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在各地都逐步表现出来，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一些对低成本敏感的企业开始向外转移，留下来的企业则要通过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渠道等环节的努力向产业链中高端升级。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产业中长期竞争力，因而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我们把自主创新概括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与过去关起门来搞研究不同，这几种类型的创新都是在日益扩大的开放条件下进行的。如何认识自主创新，近来也有一些讨论。有的行业围绕“合资企业进行的创新算不算自主创新”展开争论。对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全局和战略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资金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纯粹内资的企业将越来越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实行多元化的股份制结构，其中包括引入外资。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基础行业，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中的国有大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境内外上市。所以，按照企业资本来源来界定，不符合开放经济的实际，也存在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到中国来，虽然会对内资企业形成竞争，同时也有技术信息扩散、人员培训、促进产业配套条件形成等积极作用，总体上说利大于弊。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多年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内外资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可以有两个要点，一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的转移。我们讲自主创新，立足点和重心都是内资企业。有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技术，仅仅靠开放是拿不到的，必须靠自己来搞，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但是，这与鼓励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转移不矛盾。这两件事情是互动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外资企业是在中国仅仅搞加工制造好呢，还是把研发能力也转移到中国来好呢？还是应该鼓励它们向中国转移。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们讲自主创新，这个“自主”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大局，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大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所进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活动，都应该得到鼓励，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划入“自主创新”的范围。这样看问题，对提高我国经济总体创新能力有好处，也正是新时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对地方和企业来说，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探讨和解决。比如，如何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使企业领导人能有长远眼光和内在积极性，真正“自主”地、坚持不懈地开展创新活动；如何培育资本市场，特别是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解决企业创新融资难的问题，支持企业“开放式创新”中的购并活动；如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足够激励；如何促进外资企业研发活动向本地转移，使引进外资与提高创新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如何支持创新型企业发展，通过这些企业的带动形成创新型产业集群，或者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向创新型产业集群的过渡；如何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支持新技术向中小企业的扩散，支持某些重要技术攻关项目的“竞争前”研发活动；如何完善政府支持创新的政策机制，特别是把重点转向需求激励政策，通过税收、价格、直接补贴、政府采购、设立标准、倾向性措施等，推动企业的自主创新。

　　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均实际收入水平

　　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具有必然性的现象。对此国际上也有“倒U型”的假说，即在发展初期不平衡现象尚不突出；随着发展速度加快，不平衡加剧；到某个较高发展水平后，不平衡将趋于缓解，逐步达到相对均衡发展的状态。我国目前仍处在这条曲线的上升期。近年来影响地区发展格局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大的城市带、城市圈的形成，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城市圈，内地沿着大的交通通道形成的城市带等。二是产业的区域集中加快，过去一个新产业出来，各地都要搞，遍地开花。近些年来通过市场竞争，产业的区域集中度显著提高，如彩电生产，过去一度二十几个省都在生产，现在大部分集中到珠三角地区；汽车生产也正在逐步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区域。城市带的形成与产业区域集中往往是重合的，产业集中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支撑。这些变化总体上说符合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是积极的、可持续的，但必然影响到原有的地区发展格局，不仅表现在大的行政区划之间，也表现在这些行政区划内部。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出现了某些有利于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趋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背景下，对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产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长，拉动了具有资源优势和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中西部与东北的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如，东南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业开始向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地区转移，部分国际转移产业也将承接地更多地转向要素成本较低地区。这些趋向或因素的稳定和增长，将会对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发挥更多的基础性作用。对地区平衡发展有一个正确理解和评价的方法问题。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率先发展，吸引各种资源向这些地区集中，其中包括人员流动。劳动力由落后地区流动到发展快的地区，他们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减少了落后地区的人口基数，落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提高。反之，发展快的地区人口基数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下降。我们讲地区发展差距，所关心的是这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是一个适宜的比较性指标。这个指标除了关注货币收入外，还考虑到剔除不同地区物价水平差异后的实际购买力水平。在劳动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动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将逐步趋于缩小。我们要注意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差距、不同地区户籍人口货币收入差距等指标，更需要关注不同地区实际生活和就业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指标的变化。地区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城乡隔离状态被打破，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不仅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是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我们的各种政策，不论产生于何种背景，都应当促进而不是延缓这一进程。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早期工业化国家曾经历上百年时间。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接近50%，要大体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至少还需30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促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使之“出得去”、“留得住”，包括拓宽就业渠道，改善农村人口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仍然居住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之与城市人口，包括已转移至城市的原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至少要让他们“过得去”。近年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