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较大范围的冬季缺电在国内引发了不小的震动,有13个省市不得不拉闸限电,不少电厂的存煤告急。显然,突发性的缺煤缺电已经成为一场标准的紧急事态。1月25日,国家发改委、铁道部、国家电监会、中国煤炭运销协会纷纷发布通知,要求全力保障电力、煤炭供应。
“重油轻煤”的能源政策格局该改变
回顾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在普遍偏紧的政策环境下,唯有“煤电油运”瓶颈环节一直是加大投资建设的。为什么在建设了几年之后,仍然表现得如此脆弱,一场大雪就能击垮中国的能源供应体系?
对于此次较大范围的“电荒”,其直接原因是大范围降雪影响了电煤供应,导致电厂不得不停机。但这只是表面原因,国内的煤炭生产供应体系没有理顺,政策干预之下的生产波动很大,并未充分估计能源需求的上升。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省和铁道部、交通部,中央管理的煤炭、电力集团公司做好当前煤炭和电力生产供应工作。发改委要求,各地要从积极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入手,提高煤矿安全生产能力,坚决纠正对所有煤矿一律停产、停而不整的消极做法;对符合安全生产条件而停产的煤矿,必须恢复生产、保证供应。
中国矿业大学周世宁教授分析,这一要求,实际上暴露出国内煤炭生产上的问题。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能源需求大增的背景下,煤炭需求大增。但由于煤矿安全事故频出,中央大力整治,关闭了大量不符合安全生产的中小煤矿,使煤的供应受一定影响。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日前公布,过去3年来中国已公告关闭煤矿11618处,其中小型煤矿就有11155处。小煤矿在中国煤炭供应中占有相当比例,据有关统计,2006年国内小煤窑总产量超过8亿吨,大约占当年国内煤炭生产总量的34%。在大规模关闭小煤矿之下,如果其他煤矿的产量不能弥补,国内煤炭紧缺会更加严重。
煤炭在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有很高的比例。2006年国内煤炭消费量为11.91亿吨油当量,占国内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0.20%,占全球煤炭消费总量的38.55%。中国石油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已接近50%,但中国总的能源消费对外依存度只有4%,这巨大的差别就是靠了煤炭来支撑。因此,煤炭生产与供应对中国的能源消费有战略性的意义,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能源安全。
近年来,国内政策在能源战略安排上存在着“重油轻煤”的现象。国企改革上市、“走出去”、国家能源投资、能源战略的重点、能源外交、能源利用技术投入等多个方面,对石油的关注都要超过煤炭。虽然煤炭生产在市场准入上比石油更加开放,但仍然属于产业链短、投入不足的领域,得到的政策关照也不够。国内多个煤炭企业曾提出,要恢复过去的煤炭部,实际上是想找一个代表煤炭产业利益的代言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冯飞认为,相比石油、核能、水电等能源利用形式,煤炭虽然显得较“土”,却是中国最重要的基础能源。构建好中国的煤炭产业链,提高这个产业的效率与层次,理顺市场机制,加大市场开放与竞争,有效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保证。如果不把这个基础打好,中国的能源安全实际上是缺乏基础的。“煤制油最大的劣势在于能源利用效率低、二氧化碳排放高。制取1吨柴油需要3吨到5吨优质煤,从全过程的角度看,能耗高100%到200%,二氧化碳排放高50%到100%。”
煤变油政策的调整应该慎重
中国神华董事长陈必亭表示,其母公司神华集团旗下“煤转油”项目的经济效益可观,并已获批准年产300万吨成品油,首条生产线年产能108万吨,投资额逾100亿元人民币,2008年投产。由于煤转油项目技术含量高,中央不希望内地煤矿公司都纷纷进行有关项目,造成浪费及损失,故此在审批煤制油项目时很慎重;如该项目投产后,内地油价低于国际油价,集团希望政府给予优惠政策。神华的“煤变油”项目是在中国政府叫停其他“煤变油”项目的背景之下投产的。目前,国内对煤变油项目的反对声还很多,尤其是两大石油集团,而中国政府也已基本接受这种观点:煤变油项目只适全做战略性的技术储备。因此,未来煤变油项目,将是一个缺乏国家政策支持的项目。这为其发展前景,带来了很大的政策性风险。
对于停止在建煤变油项目,有关官员解释,煤变油项目耗资巨大,成本很高,尤其很耗水,而在国内的产煤区本身就很缺水。煤变油是以更多的能源换取更少的能源,这种不计成本的发展很不划算,不适合大规模的商业化,也是不可持续发展。从技术上说,目前还尚有很多没有攻克的难点,以神华的煤变油项目为例,耗资100多个亿,但其生命周期却遥遥无期。这一政策大转弯震动了市场。对此,发改委官员表示,对神华集团耗资100亿元的煤直接液化项目(即煤变油),“这个肯定认账”;对未经国家批准违规在建的煤制油项目,国家将立即叫停。
即使发改委官员表示神华集团的煤变油项目不会叫停,但现在政府的态度也出现了很大改变。国务院高层认为,中国具有煤变油的技术,但“煤变油”不宜大规模发展。
与此同时,呼吁国内发展其他能源形式的声音开始增大。中国开始把目光转向核能方面。中国政府已表示,将在2020年之前投入500亿美元,建设32个核电站。中国同世界第二大产铀国澳大利亚签署了每年向中国供应2万吨铀的协定。
还值得注意的是,对能源发展政策的态度转变,正是发生在中国的石油公司发现大量的油气资源之后。几大石油巨头相继公布在油气资源勘探上有重大突破,在渤海湾发现南堡整装优质油田、在新疆发现整装气田、在四川发现大气田、在南海成功发现可燃冰。这些传统的油气资源(可燃冰除外)的新发现,是否又坚定了决策部门对中国油气储藏的信心?是否促成了相关政策重点的调整?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几大石油巨头是有这个能量的。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王小广研究员认为,发展煤变油如果是作为长期能源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不应该随意更改。既然是战略,着眼的就是长远利益,是战略上的安全性,不能完全按目前的市场来算小账。安邦分析师过去曾进行过估算,如果采取国际上已有先例的煤变油技术来生产燃油,如果每年以1000亿元的强度进行投资,5年之后,中国将通过煤变油项目形成约4000万-5000万吨成品油自给供应能力,这不仅将对中国能源的石油依赖格局产生有影响力的改变,同时也将大大改变国际市场对中国石油需求的预期。这种政策变化对国内能源领域中的利益调整,也是巨大的。中国对战略意义上的能源政策进行调整,要十分慎重。对已经投入巨资的煤变油项目,更应该着眼于长远,谨慎决策。
来源:新生代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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