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价干预难解结构性矛盾

    行政干预能源价格的趋势向煤炭领域蔓延。有媒体报道，山东、湖南近期均出台了临时措施干预电煤价格；同时，陕西也在迎峰度夏工作会议上表示，9月15日以前要求煤炭不涨价，以保证该省正常供电秩序。

　　面对夏季用电高峰的来临以及2008年奥运会用电的激增预期，地方政府对煤炭限价的初衷昭然，就是希望能够缓释市场电力需求的压力。但实际上，该举措的绩效是短暂且止于表面的。以行政力量干预资源价格的结果，将是扭曲供求关系，甚至是鼓励落后产能。一旦行政约束弱化，煤炭等能源价格将会呈爆发式的上涨，最终极有可能令经济面临过热的威胁。

　　事实上从2008年以来，电煤价格上涨已超过40%。根据煤电联动方案测算，电煤价格涨幅早已超过煤电联动的标准。但据测算，1%的电力价格上涨将引起物价水平0.089%的上涨。

　　在当前CPI指数连续高企的态势下，煤电联动将遥遥无期。然而，从能源短缺和倡导环保的角度看，廉价能源时代一去不复返，煤炭等资源价格向上的趋势不会改变，电企为此而叫苦不迭。地方政府限制当地煤炭价格的举措，正是想通过行政力量从上游打破 “煤价上涨—电价上调—CPI高企—经济过热”的怪圈。

　　然而应当看到的是，这种想法极有可能落空，市场价格才是最天然的调控工具，无论何种形式的宏观调控政策，与之相比均难免会出现把控难度巨大的问题，甚至让调控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不可否认，能源价格一旦整体调整，从短期看必然导致PPI对CPI的推动压力骤增，相关需求的刚性特征将让市场看到更加畸高的CPI涨幅数据。

　 但这带给市场的只是短时伤痛，其背后却是中国长期产业格局的优化。因此，当前解决问题的关键当是建立资源定价标准，让市场价格直接抑制或者鼓励供求，从而实现市场结构的优化。

　　其实，行政限价的弊端已然在成品油市场滋生，蔓延至今的 “油荒”可以视为是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作用的显现。

　　在价格管制之下，目前海内外成品油价格差价基本上在3000元/吨，成品油零售价格低估幅度高达40%左右。在成本倒挂的格局下，“产越多、亏越多”的炼油企业选择适时 “大修”，成品油站选择了限量供应，此类或明或暗的 “油荒”问题，尽管没有直接提高成品油的市场价格，但同样提高了油品需求方的成本。后者为获得充足的油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奔波于各处寻找加油站，甚至干脆放弃了加油。

　　同样的道理，若对煤炭限价的行政举措大面积铺开， “煤荒”现象也很有可能出现。而且，目前的煤炭价格并没有把环境污染等成本计算在内。若一味强调硬性压制煤炭价格，则间接鼓励了原始小煤窑等落后产能的规模扩张。这种以环境和生命为代价的生产模式，绝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从长效机制看，让低估的资源价格获得合理定位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最有效措施。对于资源价格带来的社会矛盾，政策当有的放矢地对低收入群体投入保障性资金，这才是缓解其短期负面影响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