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秋冬猛然爆发的能源问题向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增加石油产量是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图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的油田，2003年该公司生产原油475万吨，比2000年净增100万吨。
能源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中国的能源供应与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甚至国家安全的关系越来越直接。能源问题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也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
2003年拉闸限电、成品油价格大幅上涨、煤炭供应紧张，三大能源供应同时出现紧张局面，敲响了中国能源安全的警钟，尤其是石油安全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与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如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国内资源供给状况以及国际能源市场变化，重新审视我国能源安全战略，树立新型的能源安全理念，构建稳固的能源安全体系，解决越来越突出的能源问题，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艰巨任务。
警示之一：预警
这次先“电荒”后“煤荒”以及“缺油”问题同时来临，从最根本上讲，是对能源市场估计没有到位，起码有如下三个方面没有料到：
一是没有料到，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以及1998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缓慢、电力供应相对富裕的影响，在研究编制电力工业的“十五”发展规划时，对电力发展速度预测明显偏低，电力项目计划新开工规模过小，使得近年来投产容量严重不足。电力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比例逐步下滑，直接导致电力建设缓慢，电力供应总量不足。从2000年到2002年，电力需求增速平均10％左右，高于同期发电装机增长速度约4．3个百分点。2003年电力需求增幅高于发电装机增幅已经超过7个百分点。
二是没有料到，“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增长加速期，经济总量增长引发对能源需求增强，导致能源供应紧张。2003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带动用电需求全面高涨，加重了电力供需紧张。特别是高耗能行业高速增长，导致工业结构重型化，使电力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下降。如钢材、铝、有色金属等高耗能产品产量增速超过20％，导致GDP用电单耗上升且用电结构重型化。
三是没有料到，2003年持续高温、干旱和江河来水不足，增加了随机性缺电，如华东、南方、华中电网夏季空调负荷比重均超过30％，部分城市超过40％；干旱来水少导致水库蓄水量减少，水电出力下降。而在电网间由于不能有效的互联也是引起“电荒”的原因之一。
“三个没有料到”，说明中国能源安全的预警能力低下，急需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国外市场变化等形势进行科学的预测。
警示之二：灵活性
中国煤炭资源在北部，西南水利资源丰富。在水资源和煤炭资源集中的西南、西北和山西、陕西和内蒙西部的“三西”地区实施就地发电，输往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能够使我国的能源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因此，政府做出优先发展水电、“西电东送”等能源发展战略是明智的。到2010年，全国将形成互联的统一电网。到2020年，这一电网可将西部1亿千瓦左右的电力送到东部。这是中国能源发展的大战略。但在实现这个大战略之前，应该清醒地看到，西电东送及三峡水库送电是一个缓慢的增长过程，一般性的电力投资的建设周期也在四五年。短期内东部对电力的需求增长迅速，是远水不解近渴。因此，能源战略要有一些灵活性，在实施能源大战略的同时，要配之以短期的过渡型的灵活发展模式。
警示之三：结构
这次电、煤、油全面紧张，暴露出中国能源结构的诸多问题。结构性问题成为制约能源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能源工业发展仍然是重能力增长，忽视质量结构优化。
首先是能源品种结构不合理。煤炭依然是主要能源，在能源构成中所占的比例达60％之多，远远偏离当今世界能源消费以油气燃料为主的基本趋势。而且我国大量的煤炭是直接燃烧使用，用于工业锅炉、窑炉、炊事和采暖的煤炭占47％，用于发电或热电联产的煤炭只有38％，而美国则为90％左右。其次是终端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电力占终端能源的比重明显偏低，国家电气化程度不高。再次是电力生产结构不合理。在电力行业，火电比重太大，占到70％，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华中、西北等地区；而在南方却是以水电为主的电力结构，由于季节因素，增加了随机性缺电。
警示之四：重审
这次能源紧张暴露出许多体制上的弊端。其一，现有的能源管理体制与整个国家的能源发展形势不配套。大能源没有大体制。体制性的安全保障作用不明显。如现行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能源局，不足以统筹规划、调度全国的能源发展。其二，多个管理部门各自为政，部门间形不成合理。目前电力、石油、煤炭企业形成了互相竞争的格局，但国家统一监管体制并没有形成。如煤炭企业属于地方，油汽企业、发电企业隶属国资委，而整个能源调配却掌握在国家发改委手中（同时掌握电价），中国电监会只负责对电力企业的市场监管。其三，各种能源政策没有形成较完整的大法，组成一个统一的法律法规体系。
警示之五：长期性
未来的中国在能源领域将面临如下三大挑战：一是国民经济过度依赖化石燃料，对资源的可持续供应造成压力。二是环境保护压力巨大且环境透支现象严重，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三是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越来越突出，并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处置不当就会出大问题。
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在自然禀赋上并不是一个资源富有的国家，在能源领域更是如此。综合有关数据，我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2．6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1074立方米，人均煤炭可采储量90吨，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1．1％、4．3％和55．4％。石油产量不可能大幅增长，2020年预计为1．8－2．0亿吨，然后将逐渐下降。煤炭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探明程度很低，主要分布在干旱缺水、远离消费中心的中、西部地区，开发、运输和利用的难度大。1980年以来，我国的能源总消耗量每年增长约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的近3倍。
中国的能源储量与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需求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有报告测算：在21世纪初期能源缺口将超过1亿吨标准煤，2030年约为2．5亿吨标准煤，到2050年约为4．6亿吨标准煤。而在石油需求上，我国今后新增的石油需求量几乎要全部依靠进口，到2020年前后，石油进口量有可能超过3亿吨，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油品进口国。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我国单位产品的能耗水平较高，目前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总量仍将达到近25亿吨标准煤，这个数字比2000年高出了90％，而最为悲观的估计则要高出152％。因此，我国能源供应前景存在着巨大的隐患。
石油：能源核心
石油是能源的核心。石油安全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最大隐患。
所谓石油安全就是保障数量和价格上能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需要的石油供应。所谓石油不安全主要体现在石油供应暂时突然中断或短缺、价格暴涨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损害，其损害程度主要取决于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油价波动的幅度以及应变能力。
构成中国石油安全的三大因素包括：中国油气资源状况以及国内产量、进口需求；世界石油供需状况以及价格变动是否能够满足中国在内的需求；建立在国内、国外供需基础上的石油安全对策。
从国内的情况看，中国的石油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同时中国油气资源相对贫乏，按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资源量、累计探明可采储量、剩余可采储量和产量值（即丰度）来看，中国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未来中国油气勘探开发的难度增大。
在过去10年间，由于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6．66％；而受国内资源及开采条件的约束，同期中国石油的产量年均增速仅为1．75％。石油消费与石油生产关系的消长，使得中国在1993年从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变成为一个石油净进口国。2002年，中国的石油产量（含原油和成品油）为1．689亿吨，石油消费量却达2．457亿吨，净进口需求7680万吨。根据有关预测，中国石油的净进口需求在未来10年将按年均10％的速度增长，2004年将进口原油1亿吨，至2010年将达到1．5亿吨。
随着石油消费量的显著增长和对国际市场依赖的加深，一旦受到国际石油市场变动的冲击，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就会受到影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分析，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从1995年的7．6％增加到2000年的31．0％。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需求量的下限为4．5亿吨，上限为6．1亿吨，届时国内的产量只有1．8亿到2亿吨，这就意味着中国石油对海外资源的依存度至少将达到55％以上，与目前美国58％的对外依存度大体相当。由于中国的石油进口地区和海外投资项目大部分集中于敏感地区，从中东地区的石油进口量占进口总量的60％左右，一旦遇到战争、外交或是其他不可抗拒的风险，对于中国的石油运输安全极为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