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缺电、缺煤！全国20个省（直辖市）缺电、缺煤！
应对“双缺”，冷眼旁观各地的做法挺有意思，多数地方还是首先使用“老套路”———“跑部”进京告急，要求中央政府对本地区能源供给予以政策支持。个别省份则主动运用市场手段缓解“双缺”。浙江省就属近期最主动、最成功且出手最快的一例：
近日，浙江省发电企业分别与山西大同煤矿等国内
3家供煤企业签下大额电煤订单，原有合同继续履行，3家企业每年再为浙江火电企业增加电煤供给量约500万吨。
一宗看似寻常的市场交易，背后却很不寻常，至少它已具备了类似大豆、棉花期货交易的相似特征，可以看成国内第一单大额度、中长期（合同期限到2010年）的煤炭期货交易。煤价早已完全开放，价格涨落全受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左右，而缺煤除了经济增速快于能源增速外，背后还涉及到多种复杂交互作用的因素。用一句大白话概括，这叫不同利益主体借机进行着“利益博弈”。
这就意味着，浙江发电企业与3家煤炭企业就增加供给所签订的合同具有相当的价格风险：日后煤炭紧缺趋缓甚至总体供大于求时，煤价回落，需方不但得按合同价多“吃煤”，还得额外多支付一笔“价格差”；反之，就得由供方牺牲同样的“价格差”。
当供给不足时，谁出价高就把货卖给谁，是一条基本的市场法则。毋庸讳言，3家供煤企业愿意额外加供浙江发电用煤，与浙江的出价有关。这样的交易过程，市场“看不见的手”事实上取代或部分取代着政府“看得见的手”。而从实际效果看，由于浙江企业的出价建立在尊重市场供求关系的前提下，一定比“看得见的手”调控市场资源更有效，调控速度与调控成本也更低。与此同时，通过价格杠杆的拉动，3家供煤企业的产煤积极性也一定比由政府下达行政性增产指令管用得多。
当某种市场资源处于短缺状态时，价格杠杆除了能有效、快捷地拉动市场供给外，还同时起到对现有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另一种作用。无论是电还是煤，愿以高出市场均价购买者，其总体生产效能———平均投入产出比一定高于出不起高价者。同样的电和煤，在一个总量供给不足的特定时期，通过价格竞争手段，流向总体生产效能高的地区（譬如长三角地区），创造出比别的地区更高的产出率。
强调价格杠杆的巨大作用，并不否定政府在其间的宏观调控职能。政府在其间要做的只是，确保各地基本的生活用煤和用电。也就是说，政府对能源供给的宏观调控只能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同时，笔者还获悉，促成浙江与山西煤炭企业这宗交易的背后，当地政府的穿针引线也功不可没———在别人选择“跑部”进京时，浙江省的官员却早已领着企业“跑进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