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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8年10月底，临汾市煤炭大厦已经被冷落了近两个月。
今年5月份以来，临汾市煤矿体制改革资源整合重组领导组，在煤炭大厦租了整整一层楼，与各方人物研究全市煤矿的命运，一时间，这里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屡次发生矿难后，392座煤矿支撑的经济强市临汾，于4月15日召开全市煤矿改制动员大会，宣布全市85%的煤矿要被兼并，其余15%也要求托管、租赁，具体改制工作均由体改办负责。
改革进度非常缓慢，其原因来自煤老板的反对。与改革者僵持了半年之后，改革工作基本停顿。作为全省煤矿改革的试点，各种反对的力量在这里最先爆发。
停下来的领头雁
10月30日、31日，临汾市煤矿体制改革资源整合重组领导组办公室，上班的只有寥寥数人。
“现在工作都停了，还不知道怎么办，据说是临汾与省里所发的意见有冲突之处，现在什么都不好说。”一位工作人员满脸苦笑。
在体改办的工作人员看来，改革工作实际上已经处于停顿阶段，快两个月了，他们基本没有事干。一台电脑，两个工作人员轮换着上网。
6月份时，是这个大厦最忙的时候。
4月15日，在容纳1400多人的临汾影剧院内，临汾第一次向全市煤老板开出了下岗令，占到临汾85%的小煤矿要被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兼并、控股，其余15%，亦要被专业的经营公司，以托管、租赁的方式，达到产权经营脱离的目标。
用大型国有公司的管理体制和生产技术，达到市里的工业集约化、经营专业化、管理科学、安全长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屡发矿难后，临汾对煤老板失去了信任。
长治久安的共识，临汾要将其从上到下贯彻到底。当天，临汾市四大班子全部到场。全市煤老板、14个产煤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分管领导，涉煤乡镇书记、镇长，煤炭、安监、国土、公安、电力、煤运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亦被要求到场参会。
山西省内五大煤炭企业集团以及徐州矿务局、徐州华润煤电公司、兖州矿务局、中电投华北分公司、省煤运集团总公司、省乡镇煤运集团公司等领导亦在邀请之列。
当时，改革者们意气风发。动员大会刚一结束，霍州煤电集团随即与临汾尧都、洪洞、乡宁、蒲县签订了合作协议。
其后不久，由各单位抽调而来的精兵强将组成的体改办，即入住煤炭大厦。在刚刚开始的改革中，这个临时部门红极一时，作为大型国企与煤老板的牵头人，这个部门的人员四处奔波协调。
但此后的局势一直处于微妙的僵持中，早早签了协议的霍州煤电陷入“谈得很多，但谈得来的很少”的困境。
进度缓慢的原因，正是来自于煤老板的反对。
“这样搞为了安全生产，我们很赞成，但对我们真的不太公平。”临汾煤老板李军（化名）并不愿放弃自己的煤矿。
“不公平的改革”是李军与同行的共识。
李军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以前我们买国家的，虽然经过评估，但在那个时期明显低于实际价值，利润相当大，现在煤炭行业不断见涨，利润更高，在政府主导下再次评估，会是市场行为吗？能充分按照市场规则办事吗？能让这些大企业坐下来一个一个对我的矿竞标吗？”
托管和经营，这么多矿，那些大型企业就有这么多专业人才来管理吗，个体经营的煤矿要多于他们几十倍。
发端于矿难的改革
体改办工作人员关于改革停顿的说法，在临汾市煤炭局规划科科长柴海那里被否认。刚从太原开会回来，他带回最新消息，“我们只是放缓，并未完全停止，省里正在研究批复规划。”
极力反对煤改的煤老板李军，正是此次改革中安全隐患的主要目标。
事实上，直接催生了这场改革的，正是2007年的“12·5”矿难。
按照此前山西省的统一规划，这次以大型煤炭产业集中规模化经营，要到2010年方才全面铺开。
在此之前的“十一五”规划中，山西省在建设三大煤炭基地的产业结构、大集团大公司多元发展战略中，共为煤炭行业规划了重点建设项目222项，总投资仅3001亿元。
2007年的数次矿难，直接导致临汾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一般预算收入减少10%，停产后放假的矿工令当地盗窃案件亦直线上升，煤炭安全生产成为一个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导火线。
矿难后，不要带血的煤，让决策者下定决心在临汾率先启动煤矿体制改革。
“一年发生三次矿难，有其偶然性，但更有其根本原因。”临汾市原市委书记夏振贵结束考察后指出临汾安全生产存在的症结，“临汾大部分煤矿是民营的，采掘工艺落后，生产力水平低，炮采车拉还占相当大比例，再加上少数矿主受高额利润驱动，对安全重视不够，投入不够。像洪洞“12·5”矿难，煤矿实际投资者根本不去煤矿，只是遥控指挥，实际管理人也是半年才去一次，甚至在矿难时，安监人员不在岗。同时，少数干部作风不实，基层监管人员不负责任，少数基层监管人员经不起糖衣炮弹袭击，把监管变成了站岗放哨。”
看到问题的症结，临汾此次的煤矿改制，针对性非常强。体改办给煤老板开出了下岗令，转而，引进大型国有煤炭企业的技术与管理，对现在煤矿资源进行整合重组，托管、租赁，接手生产经营，以求安全长效，整合资源提高临汾煤炭产业的集中度和产业化水平。
租赁、托管这两种方式，在此次改革之前，有外地企业的成功案例。
对事故频发的临汾来说，改革者对国营大矿的技术、管理上所寄予的希望，已不仅仅是安全，对全国能源基地旗舰地位规模化经营，更是无限期待。
最后的煤老板
经过最初的震动后，临汾陷入末路的煤老板，不约而同地用各种方式抵制这场改革。他们拒绝的方法颇为一致，努力争取成为最后的煤老板，以抢夺最后的晚餐。
因为面积不够，作为列入此次取缔范围的煤矿，李军与另外几名老板竭力奔波，最终在8月份，以储量富足而将保留意见顺利送达到省级部门。
不巧的是，9月份临汾又出安全事故，他们的批复意见被省级部门搁置起来。
相对临汾被取缔的煤老板，太原煤老板的反对更为坚决。
“我们都不卖。虽然我们也知道改革是为了安全，但我们并不相信改革会取得成功。”太原某矿老板王强（化名）说，“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想卖，大家都想停产挺三年，政府只说是市场行为，又没有说必须卖。”
“我们要挺住，我们有合法的手续，企业兼并重组又是法人行为，我们三年坚决不谈，挺上三年，不就是不生产吗，一个月几万元，三年下来就是几十万元。顶到最后看情况再说。
“虽然有一部分人已经卖了，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大多数的还在争取保留。”王强分析道，“现在开始是有一些人希望收购或者控股，比如现在资金吃紧的煤老板，基本上是从2005年开始进入产业的煤老板，他们借了高利贷，却由于产业政策，一直未能顺利生产，现在卖了，可以摆脱财务困境。”
还有一部分老板，则是因为面临取缔，自愿放弃赔偿而争取合伙的，这种情况他们只求还能继续留在这个行业，只要能保控股，还有挣钱的机会，反正那几百万的赔偿金他们也看不上，只要开始生产，回报的就不仅仅是几百万。
在利益追逐角力中，历经半年的改革后，在煤老板的抵制下，收效甚微，改革领头雁陷入僵局。
两难中的收购
事实上，正如王强所说，这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洪洞一个煤老板曾开出24元/吨的矿权价，他说这是市场价格。
这让霍州煤电集团矿管部长朱学斌很不是滋味，“当初这些老板们仅花了一元左右的价钱就将这些国有资源买到手。”
不过朱学斌面临的困境不止于此。煤老板的不配合在国营企业来说，还仅仅是阻力的一部分。“我们同时在与地方政府与煤老板们博弈。”朱学斌用“博弈”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处境。
一些地方政府并不想将优质矿井让我们兼并，而煤老板更是如此。我们同时触动的不只是一个利益群体。
朱学斌说，一个煤矿一年要养活多少人，某县仅一个煤炭局就有200多人，还不计其他管理部门。如果地方煤矿全部由我们收购，以后监管的主体将成为省级单位，失去权力寻租空间者自然不会乐意。
但对一些资源少、安全隐患多的小煤矿，地方政府却急迫地想让我们收购，甩掉包袱。而这些煤矿又多是孤立资源，地形复杂，不适于矿产资源开采，既不能并入现在的大矿资源，又无法利用大型综采设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包袱。
“煤矿不想被收购，国营企业也不想收购，好矿地方政府不想卖、小矿煤老板也不想卖。”霍州市煤炭局一位工作人员一针见血地指出，国营企业在一些地方的收购处于两难境地。
困局中，霍州煤电陷入“现在谈得很多，但谈得来的很少”的困境。据介绍，霍州煤电集团目前共控股11座煤矿，另与27座达成意见，共取得储量3.84亿吨。相较其自身原来84.86亿吨的储量来说，微不足道。相较其今年整合50座的目标亦非常遥远。
在煤矿老板和地方政府的双重抵制中，纠缠了半年的朱学斌，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赞叹河津市政府的态度。 “如果各地政府都像河津市政府一样配合，那么我们的兼并、重组工作就好干多了。”
今年霍州煤电的50个的兼并任务中，现在只完成了37个，有25座来自于运城的河津市，其中包括河津为此次改革坚决关停的10个，为下一步的兼并重组扫清了一切障碍。
“有了这个基础，今年我们只需再作些努力就可以完成任务。” |
| 来源：山西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