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说话和改变体制是“煤电之争”的破解之道

日前，兖州煤业与五大电力集团在山东省内电厂签订重点电煤合同，这将有望让今年以来长达半年的电煤价格博弈进入收官战。这带有“政府协调”色彩的第一单煤电合同基本都能让双方和气接受，涨4%的价格也有一定的民间基础。尽管如此，同比上涨4%的电煤价格目前尚未得到其他地区煤企及电企的认可。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据相关的报道，河南、安徽、广东、四川等地未来将确定的电煤合同价格很可能就接近上涨4%的先例。然而，山西、内蒙古、黑龙江等中西部地区的煤电价格博弈很可能还将持续。所以说，“煤电之争“是在持续的。

　　笔者认为，持续多年的“煤电之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利益的博弈，尽管还要持续下去，但是，破解之门或许就在让市场说话和改变体制了。我们也知道，实际上煤炭在国外是没有期货交易的，煤炭主要是通过长期协议。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建立长期协议，大家都只能挤在现货市场，这也就是我们每年都在重演煤电之争的原因。问题的焦点在于价格“放开”后煤炭企业要求价格市场化，事实上也必须通过市场化以补偿煤炭开采逐渐升高的成本，但电力价格在目前体制下难以市场化，电力企业不可能接受煤炭企业的“市场价格”。这种情况下，价格的最终形成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市场化形成过程，价格的最终决定将纯粹依靠双方的谈判能力。相信煤电双方都明白，达不成协议是一种“双输”的选择，但双方“输无可输”的态度很可能将将博弈引入死胡同。经济学的一个经典理论是：在价格管制的情况下将产生“黑市”，目前煤电之争虽然并不涉及价格管制，相反是价格的“放开”，但这种“放开”与价格管制类似的地方是市场价格无法实现，一样有产生“黑市”的基础。

　　业内人士都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在煤电行业，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所谓“黑市”d的存在。黑市即所谓“黑煤”，就是不列入统一供应计划，大型国有煤矿之外的煤炭供应，很大一部分就是小煤矿的产量。这部分煤因安全设施简陋而生产成本低廉，价格远低于“计划内煤”。从几则消息中我们能看到点煤电之争小煤矿获利的苗头：据济南当地媒体称，“衔接会”期间，有很多小煤矿的老板们也从各地积极的赶往济南；另外也有电力企业公开宣布“如果价格达不成一致，我们就用小煤矿的煤”。煤电之争的难解很可能导致小煤矿产能的增加，这意味着更多的小煤矿矿工可能被推向危险的边缘。

　　不管承认不承认，黑市的火爆，以及由此引起的小煤矿的增加，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而是让人闹心的事情。因为，如果“黑市”交易繁荣，带来的将是小煤矿产量的增加，注意到另一个数据，中国煤矿72%的矿难发生在仅占总产量15%小煤矿，煤电之争难以协调将直接意味着国家关停小煤矿的政策受到了“经济阻止”，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小煤矿矿工被推到了危险边缘。我们知道，电力和煤炭之间，表面上看是煤电之争，背后有着非常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原因和矛盾，市场化实际上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也是我们这些年来争论的最关键问题。

　　追根溯源，或许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东西。我们可以看看“煤电之争”的渊源。这其实可以从2002年说起。当时，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的时候，当时没有考虑一个因素，就是1998年金融危机时整个金融行业形势非常不好，电煤供应过剩，因而2002年取消了电煤的指导价以后，煤炭的需求就在减少，但经济复苏以后电力就开始快速增长，因为有一个电网垄断的缘故，电力的增长实际上是跟供需方直接签订的协议，所以电力一路不断地向银行借钱盲目建设，建设的速度是惊人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数字，2004年增加了5000万千瓦， 2006年增加了一亿千瓦，到2007年又增加了一亿千瓦，到2008年今年预计还要增加一亿千瓦，增加这么多电量，实际上煤炭供应是跟不上的，铁路供应也跟不上，这就造成了供需之间的脱节，煤炭价格一路在升高，现在碰到的情况就是突然一下子经济出现了极度下滑，把双方都弄懵了。

　　煤电之争要靠政府通盘解决。要在产业链条上的整个市场并未完全培育成熟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彻底放开价格还值得商榷，政府在放开价格的同时还应采用补助等方式平衡市场失灵的方面。具体来说，可以由国家财政给予煤企一定的补贴，结束煤电之争。另外，直接补贴电力企业也是一个可选择的方案。因为发电容量还在不断地增加，同时需求在减少，所以今年所有的电力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预计整个行业亏损要超过700亿，而且还在进一步扩大。发电企业不仅要面对煤价的上涨，同时还要面对还款不断增加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发电企业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但是也还是有别的可能性，因为发电企业现在如果最终跟煤炭企业达不成协议的话，或许可以比较便宜地买断这些煤炭企业，所以也有可能会形成煤电企业购买煤炭企业，然后煤炭企业购买发电企业，形成这种新的组合。

　　因此，在煤炭产运需衔接会上，煤电企业双方对电煤价格的博弈就“剑拔弩张”，双方的价格期望值相差达130元/吨，发电企业的谈判底线是煤价在去年的基础上下调50元/吨。由于双方期望值相差过大，其间发生了煤电顶牛事件，迫使国家发改委、国资委等政府部门介入进行协调。所谓煤电顶牛，是华能、大唐、华电等五大发电集团联合华润形成同盟，要求煤炭企业降价，因双方分歧较大而迟迟不能签订电煤供应价格合同。其实，近几年来，发改委每年都制定了一个 “指导性”的煤炭价格涨幅，并且规定当市场煤价涨幅超过5%，允许电力价格随煤价联动。但这种方法已越来越难以实施，由于目前电力过剩，使电价与煤价不能联动，造成今年的煤电“衔接会”开得不顺利，更谈不上签定合同了。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上，供需双方根据供求关系谈判价格，这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的确，发改委希望煤炭和发电企业也能如此行事。然而，我们看到历年来双方几乎都谈到僵持，最后还得由发改委出面调停。　　

　　电煤价格放开这几年来，年年都由国家政府部门来出面协调煤电双方之争，此举虽在意料之中，却也有悖常理。众所周知，所谓的煤电之争，其实是华能、大唐、华电等五大发电集团联合华润集团形成“统一同盟”，要求煤炭企业对电煤降价，而煤炭企业却根据市场行情要求电煤提价，因双方煤炭价格分歧较大而迟迟不能签订电煤供应价格合同。至于上述之外的电厂和其他用煤行业则早就签订了电煤合同，不存在什么争执。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煤电之争其实不是煤炭、电力两大行业之争，而是煤炭行业中的部分国有重点煤炭企业与电力行业中的华能、大唐、华电等五大发电集团和华润集团之争。既然是企业间的价格争执问题，就理应 “回归”市场，让企业自行来协商解决，用不着政府来出面收拾残局。

　　煤电之争表面上看是电煤价格之争，其实深层次上则是两大行业体制之争，既然是体制惹的祸，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就是拿“体制”开刀。如果不从体制这个根本性问题入手，电力垄断的格局不打破，煤电之争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国有相关部门就永远别想消停。而有关业内人士对政府“出手”干预煤电之争也颇有微词。煤炭价格作为一种日渐枯竭性资源，其价格上涨乃大势所趋。我国拥有1145亿吨煤炭储备，占全球总储备的12.6%。目前我国统计的已开发产量差不多已经达到22亿吨。如果消费量以3%的速度递增，煤炭开采成品率为60%，那么国内煤炭储备将在20至30年后枯竭。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煤炭价格上涨的动力将越来越强，发改委强压电煤价格下调，以满足火电需求的压力和难度也将越来越大。发电企业正面临着电力过剩的威胁。前几年的电力供应短缺，引发了大投资，各地无序圈地建设发电厂，导致电力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

　　在目前情况下，人们普遍担心将电力推向市场可能导致电价上涨，引发社会风险。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电力过剩尚未真正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过快地将之推向市场，有可能引发大的风险。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如果等到电力过剩问题愈演愈烈，电价面临下调的压力时，再将发电企业推向市场，同样是有风险的，因为没有一个缓冲期，无疑将把发电企业置于危险境地。问题在于，一旦游戏规则不复存在，利益攸关各方就可能不再按照既定游戏规则出牌。发改委一直以来推行的煤电价格联动，虽然有它的道理，但是，既定的游戏规则没有被遵守。目前各方要求煤价完全放开，逐步走向市场化，而电价却依然由国家完全控制，没有放开的意思，这实际上造成了“计划电”与“市场煤”无法衔接，煤、电脱节。正确的做法是，将发电企业“放生”，让它们慢慢适应市场。从长远看，这既有利于发电企业的发展，也利于政府抛掉煤电之争这个烫手山竽。

　　煤电之争，是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市场与计划之间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近些年来，我国煤炭、电力都经历了快速发展，目前全国煤矿的总产能已超过 30亿吨，全国电力装机容量已接近8亿千瓦。就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特别是在世界和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下，煤电双方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压力。有论者认为，一个基本事实是，今年全国电厂发电、供热生产电煤消耗将在16亿吨左右。如果煤电双方对煤价的巨大分歧不能有效解决，当经济好转引起电力需求上升时，极有可能再次出现较大面积缺煤停电的情况，进而影响恢复期的经济运行。

来源：资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