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矛盾呈现八大特征 调整紧迫性更显突出

随着我国经济总体形势企稳向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紧迫性更显突出。记者近期在10多个省份调查发现，在国内国际多重因素作用下，结构矛盾呈现八大并存特征，部分产业出现“逆向调整”倾向。此外，体制机制存在的六个不适应因素妨碍结构调整取得更大实效。有关人士认为，今明两年需抓住难得的机遇，争取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避免经济矛盾向社会领域传导，威胁我国在“后危机时代”的战略地位。

     结构矛盾呈现八大并存特征

     结构调整贯穿于经济运行始终，自1993年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体经济所受冲击集中暴露了我国产业链不完备、工业附加值不高、技术储备不足、对资源与外需依赖过重等问题。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更显突出，呈现八大特征。

     一、从产品结构看，产能过剩与供给短缺并存。目前重化工业产能过剩现象加重，并可能导致基础设施部分能力闲置，一些产业出现“逆向调整”倾向。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钢铁产能过剩1.6亿吨，但今年3月却成为钢材净进口国，5月钢材钢坯进口量达100万吨。全国水泥行业过剩产能达3亿吨，仅今年4月投资达 129亿元，同比增长65%。对外依存度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因国外企业大幅削减产量而导致供给短缺。据湖北随州波导电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丁清泉介绍，世界手机市场今年预计萎缩6%，而美国芯片减产50%，从而导致单价从1美元上涨到3美元。服务业相对滞后，难以满足消费意愿，比如为生产服务的产业刚刚起步，适应老龄化社会需求的“银发产业”还处在萌芽阶段。

     二、从组织结构看，行业垄断与过度竞争并存。受金融危机冲击，在电力、石化、煤炭、民航等行业，国有企业因财政扶持闯过难关，不少民营企业却折戟沉沙。行业垄断性进一步增强，资源性产品价格弹性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调控空间受限。同时，因市场萎缩，纺织、电器、电子、钢铁、机械制造业等行业过度竞争态势加剧，利润率普遍下降。

     三、从空间布局看，梯度转移与同质布局并存。从今年前5个月投资和贸易额看，中西部增幅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天津、福建等沿海地区“第二梯队”也逐渐发力，支持全国经济触底回升。另一方面，各地同质布局现象严重，区域分工不够明晰，像电子信息、汽车板材、动漫等在众多省市均有大项目上马。

     四、从传统产业看，规模扩张与要素制约并存。投资拉动和刺激消费的各项政策产生明显作用，传统产业和基础产业规模扩张态势明显，但受资金、人才、品牌等要素制约。农业领域内涵单一，农产品加工业缺少资金投入;重化工领域高层次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稀缺;消费品领域缺乏普遍认可的品牌。

     五、从新兴产业看，单兵作战与重复建设并存。“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主动权取决于新兴产业的发育程度。在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我国已产生了不少居世界前列的成果。各地根据个别技术大上项目，搞单兵作战，但由于缺乏系统性和配套能力，技术成果难以转化为产品产业优势。从全国范围看，存在高水平重复建设现象。

     六、 从市场主体看，重组加速与联动不足并存。在国家产业政策引导和金融危机倒逼的双重作用下，各类企业合纵连横、兼并重组的高峰期已经出现，但产业集中度和资源配置效率仍有待提高，上下游一体化经营还不多见，产业战略联盟远没形成，缺少“行业领袖”。

     七、从应急效果看，利润下降与收益上涨并存。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下降41.5%，股份制企业下降24.1%，外资企业下降22.4%，私营企业增长2.4%。这一状况反映出不同企业市场应急机制和能力的差异。

     八、从投资结构看，财政热投与民资蛰伏并存。有关部门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35万亿元，同比增长32.9%。有关专家估计，约 46万亿元民间资本在谨慎观望，其中包括约26万亿元的企业和社会资本。近年来充当投资主力的民间资本处于蛰伏期，将直接影响到就业容量的扩大。

     动态把握结构调整出现的新迹象新变化

     今年以来，中央一揽子计划的实施给结构调整带来了难得的动力和机遇，经济结构调整出现了新的迹象和变化。

     一是经过金融危机的“挫折教育”，各级干部对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在形成共识，自觉性不断增强。“今天不抓调整，明天就会被调整”，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高广滨说，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传统发展模式之危，科学发展模式之机，是一次高速发展中的调整。我们必须在产业优化升级上有大的突破，才能做好抵御更大风险的准备。

     二是公共消费领域的投资比重提高使需求格局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在内需与外需关系中，今年前5个月，出口负增长，而国内消费保持15%的增速，但其可持续性值得关注。在投资和消费关系中，公共消费领域和准公共消费领域的投资比重提高，尤其是学校、医院、养老院和其他民生性公共消费品的投资和生产加快，对长远拉动个人消费具有积极作用。

     三是基础产业和服务业比重提高，服务和金融资本不适应产业资本成长的局面出现改观迹象。从产业发展看，一般工业的增长速度降低，金融商贸、教科文卫等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提高。从行业发展看，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等低能耗、高技术行业开始出现加快发展趋势。珠三角、长三角一些企业开始调整投资方向，转移生产领域，部分放弃一般加工业，扩大中高端制造业。正是由于这些结构新变化，才出现了GDP增长快于工业增长，而社会用电量增长明显慢于工业增加值增长的现象。

     四是中西部经济比重提高，产业转移呈现要素配置更加有效率的特点。支持全国经济触底回升和结构调整的地区力量，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和前期发展相对滞后的部分东部地区如天津、福建等地。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劳动力密集区转移的趋势明显。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陈东琪说，东部经济增长减缓时中西部经济加速，出现区域经济“景气交叉”，可减缓总体经济下滑趋势，并将出现中西部推动东部走出困境的情景。

     与前些年相比，新一轮结构调整所处的国际背景已发生变化。金融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提高储蓄率，加强贸易保护，召回部分工业产能，大力发展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我国获得高附加值的国际产业分工更为艰难，外需对产业升级的拉动力降低。“撕掉依赖出口这张膏药，结构扭曲的伤口更加醒目，在注射了投资的强心针后，中国经济需要补血剂进行调理。”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梅松说，发达国家产业收缩、新兴经济体竞争加剧的压力，迫使我们必须抓住产业链中最富价值的关键环节，实现国产化配套，形成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价值链，防备“拉美化”产业畸形的陷阱。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