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结构”继续主导政策走向

     中国GDP总量最快今年底就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现在需要问自己的是：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GDP?是一个庞大而质量跟不上的GDP，还是一个脚踏实地、有“量”有“质”的GDP？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金融危机被认为是“危”中有“机”。对中国来说，“机”就是尽快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中国要从“大国”走向“强国”，“调结构”刻不容缓。

　　下半年“调结构”地位上升

　　早在1987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开始忧虑投资结构失衡的问题。此后二十多年，“调结构”一直是政策调控努力的方向。但在今年尤其是下半年，调结构具备了新的意义。

　　年初中央提出了“保增长、重民生、扩内需、调结构”。在前所未有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7.37万亿信贷支撑下，上半年经济增长7.1%，经济企稳回升态势基本确立，保增长的有利因素增多，年内“保8”被认为悬念不大。

　　与此同时，大量投资项目上马，资金成本空前低廉，新的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再次抬头；而大型企业获得政策支持的“先发优势”，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却经营环境困难，“国进民退”的担忧升温。此外，居民消费意愿不足、第一产业相对滞后、东西发展不平衡、节能减排等问题依然待解。“调结构”任重而道远。

　　在经济逐渐走出低谷的时候，调结构的重要性益发突出。未来经济形势的转变必然要求政策做出应对。有消息称，在上半年十大产业规划之后，目前已经有至少两大规划酝酿于下半年出台，分别是《新能源振兴规划》和《促进民间投资规划》，均与“调结构”有关。此外，政府已经陆续出台了海西经济区等多个区域振兴规划或意见。与上半年相比，经济调控政策从尽快恢复经济增速，转向保持平衡可持续的增长，政策重点已经明显发生位移。

　　“调结构”三大主线

　　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储蓄率与消费率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从内外关系来看，外需依赖度高与内需拉动不足失衡；从三大产业来看，工业较强与农业、现代服务业偏弱失衡；从产能安排上看，落后产能过剩与高技术产能不足失衡；从所有制结构上，部分国有企业行业垄断造成失衡，等等。

　　如此千头万绪，究竟从何处入手进行结构调整？从政策安排上可以看出，下半年“调结构”明显围绕三大主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区域结构。

　　首先是“新产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两大调整方向。一是外需拉动型产业向内需拉动型产业的调整；二是传统产业向新兴、创新型、高技术产业升级。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投资率过高的问题，2007年曾高达45%；近十年又出现了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问题，长期超过50%。这使得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一直交织着困扰中国经济。未来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相关行业，同时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型消费发展。

　　其次是“新能源”，进行能源结构调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中国目前煤炭消耗量大约是美国的两倍，今年2 月再度转为煤炭净进口国。在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了69%，石油占20%，天然气只占3.4%，水电、风电、核能等新能源加起来才占7%。此外，中国还是世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与此同时，中国碳排放全球占比24.4%，减排压力很大。

　　而新能源也可以转化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据统计，中国清洁能源市场规模至2020年有望达到5550亿美元。优化能源结构势在必行。

　　再次是“新区域”，进行区域结构调整。解决区域结构问题是与三大产业失衡、城市化、环境保护、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部地区重点是产业升级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中西部地区重点是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建设优势产业基地和特色产业基地，承接产业转移。

　　市场化是核心

　　结构平衡的最终实现，不能靠外部的修整，这样的修整只能达到短期或者局部的平衡目标，“按下葫芦起来瓢”。长期来看，应该靠经济体自身的平衡力量，这就是市场。

　　以上三大主线只是“调结构”的具体路线，“调结构”离不开体制机制的变革，离不开市场化的环境。例如，能源结构调整不可能脱离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能源价格如果充分反映单位耗能、排放量等因素，减少行业垄断，在市场化的价格体系上，能源结构自然会更加优化。

　　再如，产业结构调整也需要市场的力量来主导。上半年在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的推动下，部分大型企业、地区再次出现资金闲置、盲目投资、落后产能上马的现象。与此同时，许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依然融资困难。如果有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投融资体系，这些问题也能得到化解。

　　因此，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方方面面的市场化改革，构建一个内涵丰富的“新市场”，才是“调结构”的重中之重。

     区域政策渐成宏观调控新手段

　　“区域经济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目前来看，下半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有望继续高于东部。”一位参与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制定的权威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专家认为，国家层面的区域政策已经渐成宏观调控体系中新的有效手段。未来的区域政策有望在鼓励各区域探索发展空间、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等方面继续破局。

　　区域经济发展提速

　　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今年以来，我国布局区域经济的步伐明显加快，从国家层面制定出台的区域经济政策呈全面开花之势。

　　上述权威人士称，目前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经济区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首先是由国家制定单独成型的区域规划的，包括北部湾、珠三角、江苏、辽宁、横琴、关中天水等区域。其次是由国家制定区域性政策的，包括长三角、海西经济区、滨海新区等。再次是国务院批准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包括浦东、武汉、长株潭、成都、重庆以及深圳等。

　　如此算来，目前国家已批复成型的经济区域至少有十几个，而且还将继续丰富和完善。另据知情人士透露，对于已成立的海西经济区，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正在抓紧编制《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并将择机出台。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秘书长兼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乃剑认为，我国由地方经济向区域经济的转化已现破局性态势。除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经济板块划分外，各地的区域经济联盟、区域合作机制、区域经济空间组合，区域功能分工等，出现了实质性的快速发展。

　　与区域政策规划的紧锣密鼓出台相对应，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已现协调发展之势。2008年，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了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有一定惯性，今年这种增长势头有望持续。”权威人士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除了天津市和江苏省，全国工业增速位于前10位的其它省（区市）全位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而1-5月同样仅有河北、海南两个东部省份，位居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前10位。

　　渐成调控新手段

　　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编制“十二五”规划，区域政策有望被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并与产业、财政等宏观调控手段形成合力。“原先对区域政策的关注不够，事实上这是很好的调控手段。十二五规划对区域经济发展将做整体通盘考虑，继续推出和完善区域规划和政策，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上述权威人士称。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胡少维认为，区域政策在我国已可看作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并可弥补财政、货币等政策作用面过于宏观、难以兼顾的特点。

　　同时，胡少维指出，当前我国区域规划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规划内容交叉、冲突较多，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和协调。规划内容偏重物质建设规划，对确保居民如何获得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方面重视不够。

　　张乃剑则表示，未来应警惕区域发展战略趋同化，一些地方对中央行政资本和物质资本投入的“等、靠、要”倾向，区域宏观规划的可操作应用性不强等问题。

     产能压力促生产格局调整

　　中高端和新兴产业需趁势勃兴

　　下半年，尽管价格和经济需求形势有望好转，但我国不少行业产能调整的压力仍然存在。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外向型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继续承受压力。而中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能否迎来发展机遇，则被业界期待。

　　产能压力犹存

　　去年以来，我国出台了包括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在内的多项刺激政策。目前这些措施已经初步收到成效，二季度我国GDP增速达到7.9%，6月份工业增加值又回到了两位数增长，而PPI也已经连续3个月环比为正，产业环境得到了初步改善。

　　尽管如此，我国产能利用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为75.8%，尽管比一季度回升3.1个百分点，但仍比正常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岳平认为，提升产业地位的关键在于调结构。当前信息革命的推进促进了物质产品与信息和服务的融合，以及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融合，企业的运作方式和产品特性趋于改变，这对我国建立新兴产业体系提出迫切要求。

　　针对不少出口型企业面临的困境，王岳平建议，一方面应着力实现外需市场多元化，发挥自身优势扩大市场。另一方面，出口转内销仍有空间，应发挥质量优势和加强营销。

　　目前，我国工业出口形势依然严峻。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出口交货值同比下降15.5%。其中一季度下降16%，二季度下降14.6%。全国政协委员、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认为，中国不应该被动等待发达国家需求的恢复，而是应充分利用资金储备和过剩的产能，与相关国家加强合作创造外需，并为内需调整提供时间和空间。

　　促进产业升级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日前指出，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推广运用绿色技术和产品，是刺激消费、增加投资、稳定出口的重要结合点，也是调整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现实切入点。

　　数据表明，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的经济需求带动效应显著。国家发改委日前表示，采取财政补贴政策推广高效节能产品，每年可拉动需求4000亿-5000亿元。而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到202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总投资将超过3万亿元，新能源产业有望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注意向新兴产业进军，同时产能调整应采取更市场化的方式。当前服务外包市场发展迅速，给中国出口行业的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带来了机遇。还应加大向循环经济的投资，将节能减排任务化为鼓励循环经济发展，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循环使用等领域。

　　王岳平认为，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发展模式。比如在企业、园区物质流、能源流的信息化管理的基础上，结合工艺创新，使得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得以实施；观光旅游农业使得农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难以区分。未来我国应努力改变单纯依靠要素禀赋参与国际分工的状况，提升国际分工地位。

     新能源产业有望成为新“龙头”

　　每一轮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都有一个龙头产业引领经济复苏，在本轮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各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发展新能源作为帮助经济走出金融危机的“火车头”。对于中国而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是带动经济复苏的动力，也是改善能源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

　　改善能源结构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孙勤日前透露，新能源发展规划将在年内制定完成。作为亚洲和世界重要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我国高度重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是能源高需求阶段。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高速发展，加剧了能源消耗。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一次能源69%依靠煤炭，发电量的80%左右来自火电。这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能源的大量消耗，不仅造成我国环境问题突出，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增加，而这种既单一又不可持续的能源结构，也导致能源紧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新能源具有清洁和可再生的特性，可以作为解决能源制约的长效手段，因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政府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在致力于提高新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政府通过一系列财政补贴政策的出台给新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支持新能源发展更成为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水力、核电、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产业均实现了高速增长，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连续三年翻番，总装机容量已位列世界第四；太阳能光伏产业也实现了高速增长，太阳能发电总量位居世界首位。此外，对传统化石燃料的清洁利用也被纳入新能源产业。根据中国科学院今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到2050年，中国使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有望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45%。

　　调整产业结构

　　金融危机在带来经济增长压力的同时，也给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了机遇。实现“调结构”基础上的“保增长”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目前，全国各地在确立增长目标的同时，都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基本前提，向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新能源是其中的一个亮点。据中投顾问统计，已有28个省市将光伏产业作为新的主导产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上海、江苏、山东等多个省、市公布了自己的新能源发展规划，宣布建立新能源基地。在风能资源和光照条件较好的地区，已经建成和规划了大量的风电场和太阳能电站，新能源产业链上游的设备制造产业更是“遍地开花”。

　　以光伏产业为例，我国光伏产业经过爆炸式发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已初步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五大板块。其中，长三角以江苏为产业增长极，主打中下游的光伏电池及组件生产；环渤海以河北为核心，主打上游材料生产加工；珠三角以深圳为核心，主打下游应用产品生产；中部地区主要是江西、湖北、湖南；西部地区主要是四川、内蒙古、青海、陕西等省，重点利用能源、矿产等优势，主打上游多晶硅原料生产。

　　不过，也有专家表示，一些地区在新能源的发展上走入了误区，将新能源设备制造简单等同于发展新能源，事实上还是在发展制造业。而新能源设备在制造过程中，同样存在高耗能高污染的环节，例如多晶硅的一些生产工艺。此外，在技术引进上，也存在对国外相同技术的重复引进，造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因此，有专家建议，发展新能源产业应当因地制宜，以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研发为重点，而不应盲目上马制造业项目。

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