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涅槃：“安全省长”王君这一年

  “王君这届政府敢做、敢为、敢担当！他们不仅背负着经济的负增长，还肩负着山西转型的重大历史责任。”11月4日，在接受采访时，山西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崔满红如是评价。

　　 无论是对山西省还是对其主政者王君，这都是转型的一年。

　　 一年前的9月，正在调查“山西襄汾溃坝事故”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王君接任孟学农，在以代省长任职期间，这位主政者凡大小会议必谈“安全生产”。

　　 今年年初，“转正”后的王君一改技术流派线路，开始了大刀阔斧地“全力推进山西煤炭产业整合”。数月下来，不仅解决了小煤矿退出的问题，就连山西省太钢、焦炭集团等不以煤炭为主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也全部退出了所办煤矿的控股权。

　　 11月5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办公室戴主任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负责煤矿重组的分管局长已经到地方督察去了，“都出去一个多月了”。前一天，记者驱车前往长治市，正值国家发改委来到山西调研，长治市煤炭工业局的徐局长向记者透露，发改委领导对该地区煤矿整合重组工作满意，评价是“目标明确，措施得力”。

　　 有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山西煤炭产量逐月逐季增长，煤矿整合逐步进入复产阶段，煤炭工业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时，第三季度山西省生产总值实现正增长，预计同比增长8.2%，一改上半年的负增长的局面。

　　力推新政

　　 王君刚来山西时，给人的印象是来重点“抓安全”的，但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以往山西的事故太多了，对全国影响都很大。崔满红说，改革和调整是要付出成本的，改革的成本就是要对生活负责，要有社会责任。

　　 山西的官员回忆道，王君做代省长的时候，无论大会还是小会，有机会就一定要谈“安全生产”，下基层调研亲力亲为，细致到技术层面。但这位官员说，王君年初正式上任省长后，不仅强调安全生产，还开启了“煤炭资源整合”的大幕。

　　 今年初，《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全力推进山西煤炭产业整合。上述官员说，让王君痛下决心整合煤炭行业的事件是屯兰矿难。至今印在长治浙商分会秘书长廖细仙脑海中的画面，是事后王君流泪的一幕。

　　 让王君落泪的不止这一次。今年春节期间，在看望“9·8襄汾溃坝”事故遇难者家属时，王君也曾潸然泪下。春节过后的一次会议上，王君两次提起同样一句话：“宁听骂声，不听哭声。”以此鞭策山西的官员们。

　　 有人说，王君赶上了好时候，煤炭价格下行，经济低迷，易于资源整合和兼并重组。但王君也需要面对的是，内蒙古煤炭产量首度超过山西，上半年全省经济负增长。崔满红说：“王君在顶着巨大的压力推动山西的转型。”

　　与往届政府相比，王君新政能够成功开展，还有一点与组织结构改革有关。在推出重组文件之前，王君便把以前的山西省煤炭工业局升格为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而其他省区大都在淡化这一机构，或降格或取消。上述山西官员说，扩大了其职能范围，提高了办事效率，推动了重组和兼并工作。

　　此外，王君新政也采取了一些疏导的政策和措施，使得新政的实施减少了阻力。按照山西省最新出台的补偿方案，煤炭企业重组之后的价格补偿机制将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的经济补偿，被兼并重组的煤矿凡是在2006年2月28日之后交纳资源价款的，直接转让采矿权，兼并重组企业要退还剩余资源量的价款，并按照原价款标准的50%给予经济补偿。在2006年2月28日之前交纳资源价款的，在退还企业剩余资源量价款的同时，按照原价款标准的100%给予经济补偿。山西省政府还出台了鼓励和促进民间资本转出煤焦领域，给予土地和税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记者从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了解到，山西煤炭资源整合方案报批工作已经结束，重组整合煤矿企业协议签订率达到97.9%，主体接管到位率达到71%，并于10月底基本完成主体企业到位和证照过户换发工作，11月份将全部通过验收，这标志着山西煤矿整合进入复产阶段。

　　转型继续

　　 在崔满红看来，转型是山西省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面临的主要问题，“这届政府乃至下几届政府，都是以此为主题的。”他认为，这一转型至少需要一到两个五年计划。

　　 至于转型的内涵，崔满红说，一方面是通过战略调整，把资源产业做强的问题，延长产业链，提高科技含量；另一方面，煤炭行业内部要整合，煤产业和非煤产业也要整合，形成多重盈利模式，促进两者齐头并进。

　　 崔满红对王君这届政府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届政府为转型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制度保障，为理顺关系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王君在处理小煤矿退出问题上，颁布了疏导的政策，如给予煤矿补偿和鼓励民间资本转出煤焦领域。对此，崔满红认为，出台的10个配套措施是好政策，但宣传力度还不够，好的投资项目宣传得不够，据推算，在整合过程中会有2000亿-3000亿元退出煤炭行业，如何用本地的资源来消化退出的资本是目前山西省政府面临的问题，最终要做到“产业替、承、接本地资源”。

　　 此外，崔满红还建议，政府应该建立平衡各方利益的机制，过去一直用转移支付来解决利益不均衡的问题；不过，还是要有宏观分配政策来平衡各方利益，来化解改革过程中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