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反映：资产流失
３月12日，记者接到一封读者来信，摘要如下：
荥经县荥河乡红星村蚂蝗沟煤矿是由红星村煤厂和红星村庄子社蚂蝗沟煤矿合并而成的的集体煤矿。该煤矿于1999年实行公开招标承包，由楠木村一社村民岑兆友以36万元承包费中标，承包期为３年。2002年，村支部书记胡加贵、社长周芝良召集村民开会，将岑兆友的承包合同期限
延长两年，其原因是政策性停产关井将近一年、岑兆友矿井技改花了40多万元。
后来，村上提议将矿井转让给岑兆友，经村民大会讨论决定以600万元的起价进行转让，岑兆友同意550万元成交。但后来村委会与岑兆友签订了一个协议，由岑兆友先交200万元，以后每年交20万元。而该矿只有七、八年的开采时间，照此计算，村、社总收入不过300多万元，集体资产就流失了200多万元。有100多村民联名签字反对。在村民大会上，大家推荐杨学文、车国均、胡加军３人为群众代表，参与矿井处理。群众代表先后到荥经、雅安等地３家律师事务所咨询，律师认为延长承包期是无效的协议。其理由是煤矿属于集体经济，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对外签订承包合同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村民大会讨论，并要有三分之二的村民同意。而他们签订的补充协议，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讨论。
记者调查：众说纷纭
群众代表：他们是串通起来的
13日，记者在荥河乡红星村找到了群众代表车国均。他向记者介绍：我是一名党员，原是村主任……在他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了另一个群众代表杨学文，他也是党员，另外一名叫胡加军的群众代表没有找到。
“这个煤矿大约是1985年建成的。1988年，村支部书记胡加贵仗权承包经营，合同上说是３年，结果一直干到1998年。后来群众的意见大了，他才将煤矿还给集体。在他经营的10年间，一家人管矿山，剩多少交多少，从没有公布过账目。1999年10月，煤矿实行竞标承包，岑兆友以年交36万元承包费的标准获得了承包经营权。在岑兆友经营过程中，他们是串通起来的。”车国均、杨学文如是说。
村支书：我被群众冤枉了
见到村支书胡加贵时，他正是煤井旁边，与一群挖煤工人说笑。“蚂蝗沟煤厂和红星村煤厂从1985年投产以来，一直亏损。后来我在经营煤矿期间，把两个煤厂合并（村、社股份比例是45：55）了，扩大了生产规模，总共赚了100多万元，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还投资建起了花岗石厂，后来花岗石行业不景气，花岗石厂亏了三四十万元。在我经营期间，我的工资是按下井工人中的第10名收入标准领的，这是有账可查的。后来由于煤矿没有独立的通风系统，安全上过不了关,只得停了产.要说我仗权经营，我是被冤枉的。至于延长岑兆友的承包期，一是因为政策性因素造成停产，二是岑兆友进行技改，投资了44.83万元。2002年４月28日，庄子社社长周芝良（他是煤矿董事会董事长）和岑兆友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将原定到2003年１月31日到期的承包协议延长到了2004年12月底止。”
村主任：合同未到期，说什么都枉然
当晚，记者在荥经县城找到了村主任韩应虎。“其实合同未到期，说什么都枉然。当然，我们也在思考煤矿的未来。煤矿生产不像其他产业，需要不断地进行投入进行技术改造。我们的设想是一次性转让，但岑兆友以风险太大没有达成协议。”
岑兆友：按照协议干下去
几经周折，记者找到了正在和成都朋友一道在大坪山联合开煤矿的岑兆友。“承包以来，我一共交了１１７万元的承包费（含风险承包金５．７万元。前两年，煤矿时开时停，我先后花了近百万元进行技术改造，单是巷道从１．２米扩大到现在的１．８－２．０米，你算一下我要花多少钱？但这一切我都认了。我还开了一口风井，虽然现在年产量达到了６吨左右，但这是我投资换来的。前两年，我没有赚钱，只是为现在的正常生产打下了基础。如果按目前的生产规划办下去，肯定会赚钱。但煤炭行业的风险很大，需要不断地投资进行技改，要不然蚂蝗沟煤矿只有死路一条。我算了一下，单是２５００米的巷道改造，还需要２００多万元的投入，另外增加机械设备等，总共就要５００万元。如果继续承包经营下去，投资大了，风险自然就大，我肯定有顾虑。于是我想把煤矿转让过来，但政策上好像不允许。于是我想了两个方案，一是按现在每年３６万元的标准不变，继续承包下去，干一年算一年，直至我不承包为止；二是我在承包期满后，继续承包后的第一年，上半年付１７０万元，下半年付５０万元，以后每年付２０万元，一直干到我不想干为止。但这些都还是探讨的方案，并没有形成文字，毕竟承包还未到期。眼下我要做的是，按照协议继续干下去。目前在煤矿务工的农民有２００多人，每人每年还是有一两万元的收入。单凭这点，我对荥河乡的经济建设是有贡献的。说句老实话，眼下我还是负债经营，债务近百万元。”
政府观点：消除误解
当天晚上，记者来到荥河乡政府。乡党委书记徐生尧、乡长张军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从安全生产和巩固集体经济两个方面来看，我们的意见非常明确，那就是能转让就转让。”徐生尧是这样解释的，“虽然在承包协议上讲岑兆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法人主体并没有改变，一旦出现问题，村、社依然要承担连带责任，集体经济将无端受到连累。”在谈到村民的意见时，徐生尧告诉记者：“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乡政府无权罢免村主任、社长的职务，村委会的工作由村民大会讨论决定，但讨论决定的事项必须合法。现在村民要求我们中止岑兆友的承包协议，我们哪有这样的权利？而村民又责怪我们没有实践‘三个代表’，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尽管工作难度很大，但徐生尧、张军表示：“我们将对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消除群众对胡加贵等村、社干部以及岑兆友的误解。”
采方后记：记者在采访中还得知，在有“煤乡”之称的荥经县，类似“蚂蝗沟煤矿”的情况并不是一两家。除了“我们将对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外，恐怕村务公开还是要坚持下去的，一切都在“阳光下作业”，也许只有如此，才能消除群众的误解，进一步融洽干群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