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煤炭订货会退出历史舞台欢呼

   开了近二十年的全国煤炭订货会，今年终于不开了，寿终正寝，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大事件。它表现了中国政府继续深化改革大业的决心和信心，值得我们为之欢呼！
    2008年底的福州订货会无果而终，但2009年的煤炭市场并未限入混乱，一切运作如常，这已经预示了今天的结果。终于全国煤炭订货会的呼声早已在业界回荡，许多人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样的订货会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会议，是个吃、喝的会，尽管问题摆在人们的眼前，可是习惯了计划经济思维的人们，一讲到煤炭订货会不开，总感到会天下大乱，煤炭是中国的基础、能源，如果它乱了整个国民经济还能稳定吗？因而惶惶不可终日。由此，这样一个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会议年复一年的开了近二十年。
    今天这个会终于不开了，但是在它退出历史舞台之际，我们必须指出，尽管全国煤炭订货会本身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但它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煤炭市场的一种尝试，这也就是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改革的路径，依赖理论的现实反映。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最拥护这个会议的还是煤炭生产企业，并不是煤炭使用企业。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很难去预想中国的煤炭市场将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及如何去解决它。全国煤炭订货会不开了就等于它所面临的矛盾就不存在了。
    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煤炭生产企业最积极最拥护煤炭订货会？最基本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2000年之前，整个中国经济还处于刚起步的阶段，全社会发电装机还处于非常低的水平，钢铁行业的产能也在很低水平，因此对煤的需求不显，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国家放开煤炭开采的限制，一时间小煤窑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在本来就需求不显的情况下，供给大幅增加，甚至出现了市场煤比计划内煤的价格还要低的情况，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计划内的合同兑现率极低。当年各大国有矿的领导订合同卖煤已成为第一要务。许多大矿务局的销售人员到了电厂和钢厂，连大门都进不了，此情此景让人不堪回首。在这种情况下，每年有这么个把所有的用户都汇集到一起的订货会不用天南海北的去瞎撞，打个电话，约个地方喝一顿，大至许多问题在杯觥交错中就解决了，这就犹如上了天堂，怎么能不让人忠心拥护和积极参与呢？
    可曾几何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讯猛发展，在中国的煤炭市场上，供需双方的地位在悄然变化着。特别是在中国的电力总装机突破四亿千瓦时以后，又特别是从04年整顿小煤窑以后，双方的地位更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加之煤炭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使煤炭生产企业、特别是大型国营煤企在煤炭市场上变得越来越主动，越来越有话语权。煤炭订货会对他们来说也就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但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取消国家的指导价，只要订货会一天不取消，国家的指导价就永远存在，停开订货会也就意味着取消了国家指导价。受益者是煤炭生产企业，特别是大国企。因为价格完全由他们自己说了算。
    由此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今年在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时，经济学家们说，企业的根本责任是为企业的股东赚取利润。这从市场经济的总体理论框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企业为股东赚了钱就是尽到了它的社会责任，因为企业是在市场上求生存的。市场是什么？市场就是广大的消费者，就是广大的民众。而社会是什么？不也就是广大的民众吗？企业只有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能获取自己的利润，所以企业为股东赚了钱也就是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再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企业在为股东赚钱的同时还为社会创造了就业机会，还为国家交纳了大量的税金。所以说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办好自己的企业，谈不上其他什么社会责任。

    但问题由此而来，这个理论对其他的企业说是正确的，但放到我们的大型、巨型国企身上似乎就不那么正确了。因为第一：我们的国有企业的股东是全中国的老百姓而全国老百姓的利益就不仅仅是企业的利润，还有更多的方方面面。第二：全国的老百姓虽然名义上是我们国有企业的股东，可是却完全没有对企业的管理权，甚至连知情权也没有，完全是委托管理，而且是多层次的委托管理，这实际上已把老百姓的所有权虚化了，留下了企业委托人内部操纵的巨大空间，造成目前中国社会利益集团化的重大社会矛盾，煤电之争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煤炭企业在反驳电力企业将电力企业的亏损归罪于煤价过高时就指出电力企业只要将员工收入水平调整到煤炭行业的水平，电力企业的生产成本就能至少降低50%，如果不是利益集团化就不会出现这种仅因行业不同就存在如之大的利益差别。第三：我们的国营企业，特别是大型巨型国企，无论从资金到资源还是经营环境都获得了国家的特殊眷顾，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些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巨型企业不能说它是企业，说它是政府的一个办事部门可能更合适，所以说让这些企业承担任何社会责任，从理论上说都是说的过去的。只要国家需要，人民需要，哪怕亏损它也必须去尽义务，这是它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由不得它自己来选择。
    但是今天中国的现实却与此相反，本应由政府代全体股东作出的决定却交给了企业自己去作决定，也就是把决定权交给了受托管理者。而这又恰恰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在国有体制下搞市场经济。孙冶芳曾设想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让价值规律发挥主导作用，最终他发现自己的理论是建在沙滩上。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早已突破了孙冶芳的设想。在国有体制下搞市场经济，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十年来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它本身存在的内在矛盾也是明显的、实实在在的。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国有企业的身份问题，它究竟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政府的行政机构？
    这是中国当前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所面临的最大矛盾，这个矛盾的实质是如何明确市场主体的问题。市场没有主体或主体不明确，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的，甚至有可能发生蜕变，吴敬连等经济学家近两年来一再呼吁，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要防止中国经济拉美化，讲的也是这个问题。尽管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的一个较长期的目标，但在取消全国煤炭订货会后，对中国的煤炭市场来说这又是个极为紧迫的现实问题。经过这几年的治理整顿之后，个体和私营煤矿基本上退出了市场，主宰中国煤炭市场的都是国有大型煤企。而国有企业与短缺的关系不仅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从理论上作了深刻的说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完全明了这一点，不然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一说了。中国三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不仅仅是把国有企业引入了市场而且再把国有企业引入市场的同时在中国经济中引入了包括外资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
    而今的中国煤炭市场国有企业一家独大，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证实了的国有企业的蔽病会不会重现呢？会不会以其他更具破坏性的方式重现呢？这是不能不让人担心的。其实这一点已初露端倪，今年的煤价从年初的550元/吨涨到了目前的750元/吨，这就不能不让人担心2010年中国的煤价是否会重回2008年八月份的情况再破千元大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中国经济来说无论如何不是好事，因为我们要知道电价还是国家严格控制的。当然我们为煤炭订货会停开欢呼，也是为了在此之后电力市场的改革将会随之而来，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电价放开，也由电力企业自己说了算，那老百姓的利益谁来管呢？在这些大企业面前，消费者完全弱势，完全没有话语权。所以必须由政府来管，才能维护老百姓的权利，我们有充分的信心相信我们的政府会尽到它维护民生管理经济的责任的，问题不是管不管而是怎么管。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手都要硬，中国经济才能健康快速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越来越象闻一多老先生说的是戴着镣铐跳舞，想跳好这个舞是不容易的，要有大智慧，要有大勇气。但跳好了就是“大美”、“绝美”，是前无古人的辉煌。希望与中国煤炭市场的彻底市场化为契机，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能走进一个更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