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煤矿 安全之外的困境(图)

115个煤矿工之死

2002年6月26日，29岁的矿工孙奎芳之妻吴金艳显然还没有从飞来横祸中清醒过来。她坐在炕上，不说话，也不动，失神的眼睛只是盯着一个地方看。

6天前那个下雨的清晨，她的丈夫孙奎芳起床后，草草吃了点东西，拿起一把伞，就去下井了。两小时后，井下一声巨响，丈夫就被埋在800多米深的地下。她再也见不到他了。

她同样再也见不到哥哥吴成林了，哥哥和丈夫死在一起。

她同样再也见不到其他113名煤矿工了，他们都死在一起。

在这次事故中遇难的还有集团公司的总经理、矿长、书记。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的总经理、矿长、书记就是因为检查安全生产，才死在了井底下，能说我们不重视安全吗？”

的确，近年来，矿山事故此起彼伏，意外爆炸声不绝于耳，来自上层的指令与追究措施一个接着一个，早已在行业内形成草木皆兵的气氛，作为国有老矿，鸡西矿业集团公司也身处其中。更何况，就在“6·20”事故前两个月的4月8日，该公司下属的东海矿已经发生一起重大瓦斯爆炸，24人死亡。

此次遇难的总经理赵文林，在当地享有非常高的声誉。关于他在安全生产方面的举措，典型的说法是这样的：

他在上任第一天去的第一个单位是国家安全生产监察管理局鸡西办事处，批示的第一个文件是有关安全生产的，召开的第一个会议是安全会议，直到6月20日早上，他先是在滴道矿处理井下着火，没吃早饭接着又赶到城子河矿，下了井，而根据电视录像记录，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也和安全有关。

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刘维久称赵文林是“安全专家”。这位安全专家最为人称道之处是强令部下到井下办公。他给自己定下每个月下井12次的指标，而10个矿106名矿级领导分别是18次、24次。公司专门为此成立一个“干部入井考核领导小组”，对这106个干部的下井情况详细统计，定期在集团内部的矿工报上公布，并对违规者扣除奖金。

刘维久说，强令领导下井的目的，一是促产量，二是保安全。

所以很难说鸡西矿业集团公司和各煤矿不重视安全。同样，也很难说矿工缺乏安全意识。“下井三分险”，这是矿区妇孺皆知的道理，“三块石头夹块肉”的危险，也只有矿工们体会最深。

据了解，国家安全生产监察管理局鸡西市办事处在今年2月至6月，先后5次检查城子河煤矿，每次都发现问题，都提出停产整顿，但无一例外，五次都没能落实。就在发生瓦斯爆炸的西二区，145、140、801、804四个采煤和掘进面都已查出安全隐患；6月10日，爆炸前10天又有一次检查，并且再次发出停产整顿通知书，矿长刘永金（已遇难）还签了字，但是，生产依旧照常进行。

煤矿工的艰难生活

鸡西矿业（集团）公司属下有10个矿区，聚居着7万名矿工以及他们近40万的妻儿老小。根据2001年黑龙江省经贸委的一份调查报告所披露，“贫困户达3.8万户，其中特困户1.3万户”，按照相关标准，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足100元，可定为贫困户；不足70元，就是特困户。

对此，矿上一位干部不以为然，他说：“不是说得多了，而是说得少了。”

这位三十出头的干部15年前就已是城子河煤矿的工人，最令他难忘的是，1996年和1997年，两年里他只领过四次工资，加在一起不到1200元，也就是说，平均每月不足50元。

那份报告还透露，至2000年，鸡西矿务局“累计拖欠职工工资3.7亿元，平均拖欠18个月，最长的48个月”。但6月28日下午，鸡西矿业集团副总经理姜明告诉记者，拖欠最长的不是48个月，而是60个月。

透视安全之外的困境

6月28日，公司副总经理姜明说，连年的亏损，造成公司在安全、生产、生活三个方面都有欠账，而且很严重。

生活欠账：1991年以来，开始拖欠职工工资，至2000年，已经累计拖欠4亿元左右。

生产欠账：1994年以来，基本上停止了设备投资，现在有三分之二的设备严重老化，所用设备相当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截至2000年4月底，井下掘进欠尺高达17万多米，这等于近两年时间没有搞掘进；许多矿井已经深入地下800米，接近了煤炭业采掘的极限。

安全欠账：过去全公司每年有近3000万元的安全保护设施投入，但近几年几乎分文未投，许多安全设备年久失修，目前安全欠账累计..5亿元。

而公司要维持生产，要有效益，就得有足够的产量，就必须不断加大生产任务。城子河矿今年初自报年产量是120万吨，集团公司在全面均衡后，又“分配”过来20万吨，变成了140万吨。而全公司去年产煤700万吨，职工只是开始领到工资，“吃上了饭”，今年的目标是达到800万吨，只有这样才能“吃饱饭”，而明年的目标是900万吨，那样就能“吃好饭”了。

相应地，在二道河子矿，每月产煤7万吨，只够井下工人的工资，达到了9万吨，全体职工才能领到工资。矿党委书记车永年无奈地说：“我们每个月25日以前的煤全是给别人挖的，25日以后这五六天的3000吨煤才是自己的工资钱、吃饭钱。”

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在采掘进度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煤矿只好增加工作面，造成采掘、运输、通风等设备超负荷运转。事后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而对于城子河矿井底下的这些设备，从集团到各矿，上下一致的说法是，超期服役，老牛破车，将就着用。

但是由于多年来效益滑坡，原有的职工队伍流失殆尽。一份资料称，“井下采掘工人招不进，稳不住，以前尚能从贵州、云南、四川及山东沂蒙山区招来协议工，由于拖欠工资，又都走了；多数井下采掘队，30岁以下的职工已很难找到，连团支部都组建不起来。”

这样，一方面矿上养着大量职工家属，一方面一线工人却不得不大量雇用农民工或者“外包工”。

专门过来给儿子料理后事的孙连玉一边抽着自卷的烟卷，一边埋怨现在国有煤矿内部“外包工”太多，“老板太多，老板用人也随便”，“什么人都能下井，管理不正规”。

据知情人透露，6月20日遇难的115人中，像孙奎芳、吴成林这样的“外包工”共有32个。

煤矿和承包老板使用外包工，惟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外包工成本低廉。他们和外包工之间是纯粹的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实行简单的计件工资，外包工挖出多少煤，就付出多少现钱，除此之外，双方没有其他关系。而使用正式工，则要考虑各项福利待遇，矿上甚至要养他一辈子。

外包工其实只是国有煤矿数量更多的农民矿工的一部分。矿井底下究竟有多少农民矿工，一位名叫郭升明的矿工说，谁也搞不清楚，“产量高了，呼啦啦来一批；产量下去了，又呼啦啦跑掉一批，估计应该占全部矿工的三分之二以上”。

直接以赚钱为目的的外包矿老板，来去自由、管理松散的外包工，人数众多的农民工，这些非常规因素的存在，暴露出城子河煤矿经营管理和用工制度的混乱，而这就是事故发生的必然因素！

这就是一个百年国有老矿的生存现实。面对这一现实，黑龙江省经贸委去年就在一份调查报告中下过这样的结论：“生产安全形势十分严峻，不发生大的事故带有很大的侥幸成分。”

但是，面对“6·20”鸡西矿难，如果脱离了国有煤矿所面临的两难困境、脱离了煤矿工人多年来的窘迫生存，所做出的分析与结论，即便不是简单片面的，也有违情理和常规。

为国有煤矿把把脉

在谈起国有煤矿所面临的问题时，业内一位资深人士显得忧心忡忡。他说，作为固定资产高达59亿的特大企业，鸡西矿业集团经过国家煤炭产业政策若干次调整后，便一天天衰败下来。和鸡西一起衰败的国有煤矿还有不少，它们面临着和鸡西一样的问题。

作为最早进入计划经济并且一直严重依赖计划经济的煤炭产业，企业办社会就是它最大的弊病！

刘维久说，除了火葬场、检察院，社会上所有部门机构，鸡西煤矿上全有：中学小学，大大小小的医院，煤矿还要办环保，要搞森工，搞建筑等等。

在计划经济时代，每建一座矿井，在招收矿工时，煤矿同时要考虑家属及子女的生活问题，农村户口的要转成城镇户口。这种政策给职工带来了一些好处，但给企业带来的是难题。大批矿工家属拥入矿区，他们原本有房住、有地种、有饭吃，但是到了矿区后，就变成了煤矿的负担。

为了安排职工家属及子女就业，几乎所有的国有煤炭企业都开办了大量的中小企业，而办这些企业的时候，很少考虑经济规律和经济效益，单纯是为了安置人员。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中小企业根本不具备市场竞争和生存能力。

有关专家指出，这实质上是把农业的负担转嫁给了煤矿。

其次是产业科技化水平太低，还是依靠原始的人海战术。

有关资料显示，1996年，国有重点煤矿原煤生产全员效率为1.9吨／工，世界排名最低。

目前的国有煤矿基本上属于以传统技术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采煤装备只有一部分达到了世界上先进采煤国的70年代末期水平，大多还停留在别人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上，科技对经济效益的贡献率仅为23％，低于全国工业企业的平均水平。据统计，1998年，国有煤炭采选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2958元／人·年，远远低于全国工业的31347元／人·年的平均水平。

目前，一个国有矿井基本上有3－4个采区，6－8个采煤队，10－12个开掘队。采区分散，战线长，造成了设备多、用人多、投入大、效率低。

第三是成本太高，市场竞争力弱。

由于冗员过多，开采期长，以及设备老化，国有煤矿的吨煤开采成本一直居高不下。

以鸡西为例，在1998年年产520万吨的情况下，吨煤成本高达160元，是小煤井成本价的三至四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别人卖130元／吨就能赚钱了，而他们每生产1吨煤却要亏损30元。即便是现在，他们的成本也在100元以上，这样的成本，别说和小煤窑竞争，就是和一些新兴的国有大矿相竞争，也处于劣势。

除了上述原因，根据有关专家说，国家的相关政策对国有煤矿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1993年以前，大型国有煤矿的亏损由国家补贴；1993年提出煤炭价格放开，3年之内砍掉60亿元亏损补贴，但是用煤的电力、钢铁和运煤的铁路3个部门，一家也没放开，最终结局是煤价没上去，亏损补贴也没了。

而此时小煤窑则异军突起，具备了左右市场的能力。国有煤矿自此与小煤窑开始了无休止的遭遇战。

1998年7月，国务院决定将94个国有重点煤矿（直属原国家煤炭部）以及原随煤矿上收的206个企事业单位、2379亿元资产、320万职工和133万离退休人员，全部纳入地方政府管理。而有关资料显示，这94家国有重点煤矿中，当时共有81家亏损，亏损面为86％，其中鸡西矿务局的亏损挂账额是17.6亿。

现在，国家采取每年下达亏损指标的政策，比如鸡西矿业公司去年的亏损指标是2.89亿元，它的总亏损额只要不超过2.89亿，就算扭亏为盈。然而，鸡西连这个目标也难以实现。

但是，在国家煤炭经济运行中心博士潘伟尔看来，这样的政策作用寥寥：“今年可以给两亿，明年也可以给3亿，后年怎么办？这样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

国有煤矿何去何从

世界上几乎所有产煤国家的煤炭行业都是亏损的。德国为了保证就业，政府出资补贴煤矿；法国的吨煤成本高达200美元，远远高出煤炭进口价格，遂决定2005年退出煤炭行业；而日本则在今年上半年关闭了全国最后一口煤井。那么，中国的国有煤矿该向哪个方向走呢？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据记者了解，在煤炭行业“十五”规划中，列在第一位的就是组建集团公司，加快国有煤矿向现代企业转变。

当然，谁都知道，这是政府的倡导，也是企业的出路，但现实很残酷，国有老矿蜕变成现代企业显然困难重重。就在去年的8月28日，鸡西矿务局一举变成鸡西矿业集团公司，但6月28日，副总经理姜明说：“我们就是翻了个牌子而已。仍然是国有独资，没有多元投资，怎能叫现代企业？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人入股，但是你说，就我们企业这个样子，有人愿意吗？”

潘伟尔博士认为，和石油、天然气一样，煤炭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我们国家因为不缺少煤炭，所以很多人忽视它，自90年代初以来，就一直把煤炭行业当作竞争性产业，忽视了它的基础产业职能。相较于日本先后九次制定煤炭政策，我们国家目前亟须做的事情是，尽快形成一套将煤、水、电等能源整合于一体的战略性的宏观政策体系。

■资料

2002年1月至5月份，全国煤矿企业共发生死亡事故1331起，死亡2341人，其中国有重点煤矿发生死亡事故228起，死亡397人；国有地方煤矿（包含基建）发生事故233起，死亡360人；乡镇煤矿发生死亡事故870起，死亡1584人（其中，集体煤矿发生141起，死亡317人，个体煤矿发生729起，死亡1267人）。（资料来源：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