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５月３１日，《山西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发了一篇题为《河津五年瞒报７起８４人死亡煤矿事故》的文章。山西省河津市地域范围内为什么矿难频发，为什么瞒报事故已经很“普遍”，在瞒报事故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双暗中操控的黑手？
“尸体防腐一针见效”
从河津市中心前往该市地域范围内煤藏中心区域——面积１１平方公里的寺塔煤矿矿区及此
范围外更大的产煤区域只有两条路可走，而分别通往寺塔煤矿矿区的西部和东部却未完全贯通。除这两条路之外，没有任何一条路可以驱车到达寺塔矿区，在这片方圆１１平方公里或更大面积范围内，分布着大大小小上百个矿井（口），所有矿井（口）几乎都分布在某条山沟、山坳里，使之因地形而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甚至封闭的产业空间。在这片矿藏区内，生活抑或工作的人群非常鲜明地分为两类——矿工和矿主，而且，两类人群的地域身份同样鲜明——外地人和本地人。
从寺塔矿区进入陕西境内的桑树坪镇，要比到达山西省的河津市快一个多小时。或许因为快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日发生的一起造成４８名矿工死亡的矿难和２００２年５月４日的一起２１人死亡的矿难后，抢险和善后工作中，矿主们都不约而同地走进入陕西境内的这条便捷之路——伤员从这条路运到陕西、死者遗体从这条路运到陕西、抢险指挥部设在陕西。不难认为——陕西管不着他们的矿难事故也不能追究事故责任、便于瞒报。
５月２９日下午３时许，韩城市殡仪馆大院，富源煤矿（属寺塔矿区）矿难后，１４名湖北郧西籍罹难矿工家属辨认死者遗体前一小时。
郧西县副县长罗寿龙：去富源煤矿的路上，怎么到处都可以看到“尸体防腐，一针见效”的墙体广告呀？是不是矿上经常死人……
善后方河津市一领导：不会吧！我没看见……
矿主——祸事的根源
在下化乡流传着这样一则传闻：自从国家允许私人开采原煤后，２０年来，方圆不到２５公里的煤藏区造就了１０５名百万富翁。这则传闻显然无从证实，但私人承包煤矿可以发大财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运煤司机杨户明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富源煤矿是个老井口，仅用于恢复生产的费用就得两百多万元，加上开采所需的手续、拉电、修路、雇佣工人等费用，富源煤矿的先期投资不下４００万元，这还不算其手续不合法，需要四处打点疏通关系的费用。“矿主是个多年来开采原煤的私人老板，他能投资４００多万元，就肯定认为能收回来。他能投４００万，手里少说也有５００万元。”
５月３１日上午，记者来到河津市煤炭生产管理局。问明记者的身份后，接待记者的工作人员立即神情紧张地拒绝透露姓名，并一边托词说所有领导外出开会，一边请记者赶快离开。记者试探着问河津市有多少口煤矿、国有煤矿有几家时，该工作人员很不耐烦地说，哪里有国有煤矿，都是私人承包的。
下化乡农民任永科因为一起煤矿开采权纠纷上访、告状折腾了三年多，如今还在为输了的官司四处奔波。支撑他继续奔波的重要依据是河津市人民检察院上报给河津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河津市人民法院未将那座煤矿的开采权判给任永科确实有误。任永科对记者说，从表面上看，河津市地域范围内的煤矿都是挂着集体或国家的牌子。实际上至少在１０年前，所有煤矿都承包给了私人（矿主），矿主每年根据承包合同约定的数额上交给发包单位一定的承包费。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第一代矿主们还处在原始积累阶段，资本的短缺决定了其生产条件的简陋。任永科对记者说：“那时候，谁还知道什么‘瓦检器’（瓦斯检验器），井下瓦斯浓度的大小都靠人的鼻子去感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第三代矿主们已完成了原始积累，但这时的暴发户们已习惯了简陋的生产条件，毕竟下井的是矿工，而且多是外地人。直到现在，当地仍流传并被广泛适用着一条不成文的生命价格——简称“命价”。一旦有矿工因事故死亡，不超过３万元的赔偿被认为是最合适的。
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９日深夜，当湖北郧西县和山西运城方面就富源煤矿矿难善后赔偿方案终于达成６万元每条的“命价”赔付协议时，河津市一官员竟感慨地说：“破例，第一是破了赔偿数额的例，第二是破了善后协商由（河津市）政府出面谈判的例。”的确，在此之前，该地所有矿难的善后赔偿都是由矿主们说了算。不难理解，为什么矿难发生后，河津市政府连井下有无人员被困的情况，也是在矿难发生的１４天后，才从矿主口中得到确认。
惨祸前后的扯皮
１９９５年，运城地区（现已改为运城市）煤炭冶金局向山西省申请了１１平方公里的煤资源，注册为运城地区寺塔煤矿，成立了筹建处。后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未开办。１９９６年左右，运城地区申请将寺塔煤矿一分为四，分别由四个单位开办。最西边一块由运城煤炭冶金局开办，矿名叫“西园煤矿”。１９９８年山西省煤炭资源委员会对该矿办理了采矿许可证，同时更名为“运城地区富源煤矿”，其工商营业执照有效期至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止，负责人（私人矿主）魏守仁。其间，魏守仁在未得到运城煤炭冶金局批准开工报告的情况下，私自开工。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８日，魏守仁将富源煤矿转包给张顺和。２００１年９月，富源煤矿将已经失效的《运城地区富源煤矿工商营业执照》伪造成“河津市富源煤矿工商营业执照”，凭此“执照”骗取了河津市地矿部门的更名文件。矿主将大量的心思用在了骗取合法开采手续上，河津市地矿部门是否真的对其“骗取行为”毫不知情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直到惨祸发生，富源煤矿依然是煤矿安全生产最忌讳的“独眼井”。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下旬到１１月中旬，运城市煤炭局副局长高安屯两次到河津找河津市副市长薛振忠，提出依据省里文件，将包括富源煤矿在内的四座煤矿移交给河津市管理，薛振忠未答应。
同年１２月下旬，运城煤炭局丁志良再次向薛振忠提出移交四矿问题，薛拒绝。
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４日至３月２５日，包括河津市煤炭局、运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内的多家单位都得出定论：包括富源煤矿在内的原寺塔煤矿分出的四座煤矿共有９座私自开采的小矿井，系非法开采，有重大安全事故隐患。运城方面坚持要将四矿移交给河津，河津方面更加坚持不接收。双方僵持不下，四矿究竟该归谁管理没有定论，而非法开采的矿井却仍在继续开采，矿主们依然日进斗金。
２００２年５月４日，富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井下２０名矿工罹难。涌出井口的高浓度瓦斯冲到地面井口，遇明火发生瓦斯燃烧，一名“技术员”烧死。
５月９日、１６日、１８日，富源煤矿矿难抢险进行期间，河津市先后以书面形式三次将“出事的富源煤矿不属河津市管”的情况上报至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山西省煤炭安全监察局。
２００２年５月３０日中午，陕龙门镇邮电招待所，包括中央电视台两个节目组在内的中央及地方多家媒体记者采访事故善后赔付及善后双方人员。就河津为什么拒不接受富源煤矿等四座煤矿一事与它报记者闲聊时，现场善后方一领导模样的男子一语道破天机：接收了，麻烦的是咋个关了它。
矿工和矿难的关系
矿难发生后，谁也不忍心将矿难的些许原因归结到矿工头上，毕竟，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是矿难最大的受害者。
在河津市区域范围内上百座煤矿中，直接下井挖煤的矿工几乎清一色都是外地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和地区，但其家乡肯定都属于贫困或经济落后地区。
在富源煤矿周围一带，极少有矿工下井劳作前接受过正规、严格的岗前培训，新手下井都是靠老矿工的言传身教。记者采访到的十名矿工甚至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国家禁止独眼井开采。其有限的煤矿生产知识仅限于不能抽烟、听师傅的话、小心石头砸伤等等。诸如发生事故后如何自救、矿上应该为矿工配备什么日常工作必备急救设备、如何辨别透水前兆等问题，得到的答复都很凌乱。
据介绍，一青壮年矿工的月收入最多在１５００元左右，条件是出满勤，一旦请假，收入就会大打折扣，除了工伤外，矿上会出一少部分医药费，而像感冒、痢疾等头疼脑热的病，医药费都得自己全部出。通常矿工们拿到工资后，留够下个月的生活费，余下的钱就得赶紧邮回家。如此一来，矿工们最担心的就是矿主不能按时发工资，欠工资在这里是经常的事儿，不管是矿主和矿工，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儿。富源煤矿矿难发生后，２１名罹难者中竟有１８名没领到半年或一年前的２到５个月工资。
富源煤矿矿难发生后，前来为自己县罹难矿工讨要赔偿金的湖北郧西县有关领导竟然找不到一份可以依据的劳动合同。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记者再次前往出事的富源煤矿。运城市辖区所有煤矿都已关闭（停产），而在沿途半山腰，却仍能见到矿工们居住的窑洞群炊烟袅袅，孩子的哭笑打闹声不绝于耳。而那些留守矿工和他们的家属，都在眼巴巴盼着眼前的煤矿早日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