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别黑金 大安山煤乡阵痛中转型

“缺少耕地，我们就把耕地造出来。”在“黑山变绿”的进程中，开发耕地对于大安山乡来说，是艰难而又难以忽略的一步。

红色的砖头封住了进入矿道的最后一缕阳光，结束千年的惊扰，大安山重新开始沉睡。

           截至7月，北京市的小煤矿全部关闭，作为北京产煤区的房山和门头沟共关闭24个小煤矿。忍痛告别采煤业的煤乡，全部踏上艰难的转型之路。

　　房山区大安山乡，就是转型煤乡中的其中之一。它是北京市最偏远的山区农村之一，数百年的采矿历史不仅没有使这个仅有数千人的乡村走上致富的道路，反而使本就缺少灌溉水源的耕地更加荒芜。百年煤乡没有煤了怎么办？在这个依靠煤炭自给自足的山村里没有人思考过，也没有人愿意提起。但如今，这个沉重的现实已经不容回避。

　　靠山吃山

　　“淘金”历史一划而过

　　“等我退了休，就回来把这房子和地好好收拾收拾，叶落得归根，就在家里养老了。”从前，张茂东回大安山扫墓祭祖时逢人就这样念叨。他是一名律师，是上世纪70年代这个村里考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生之一。然而近几次回老家，他只能呆呆地看着那坍塌的还剩一半的几间大屋出神，同乡告诉他，由于干旱，现在连屋前屋后的核桃树也结不了几个果。

　　大安山乡位于房山区西北部深山区，坐落在百花山中山地带，干旱少雨，全乡总面积70平方公里，境内海拔最高点为1438米，最低点为270米。乡内主要公路是红大公路，乡政府距区府良乡50公里，距市区90公里，距108国道仍有15公里的路程，依靠乡村公路连接。

　　据乡志记载，该地区的煤炭开采发起于辽金之前，渐兴于元明之后，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但是由于交通不便，如果不是前几年那场著名的矿难，即使是老北京人也很少听说过大安山这个名字。而当“爨底下”等乡村成为人文化石之时，城里人更加难以想象，在首都地理范围之内，还有依山而建的村落仍然炊烟不断。

　　关于大安山采煤，现在村里很多老人的记忆都是从集体经济时期的永红煤矿开始的。

　　1973年，由于父母双双染病，18岁的张茂东开始到矿上参加劳动。当时一般的知青插队是按照工分计算酬劳的，身体好能干的一天能挣到10分以上，月底把这些工分再兑换成钱，1分换1角钱左右。当然，生产队还有根据劳动者吃或者拿的粮食扣掉一定的工分。有些家里负担重，自己又不能干活的，到了月底结算时还会出现欠大队工分的情况。

　　但矿上的酬劳却出奇得高，除了每天的工分以外，还有5块钱的补助。这是一份多高的收入？张茂东这样形容：“每天都能拿到10个工分以上的话，加上补助月底就能拿到180多块，《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面的石光荣是高干了吧，恐怕一个月工资不一定有这么多。”

　　果然，第一个月的月底，张茂东拿到了第一份工作报酬，150多块。张茂东用10多块钱给家里买了一袋50斤的富强粉，还托跑车的人从镇里带了一双梦寐以求的回力球鞋。当时，在这个山村里，至少是在他所认识的人里，只有在电视中才见到过这种鞋。那双“时髦”而又昂贵的回力鞋成了村里年轻人的焦点。几乎所有伙伴都跑来问张茂东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怎么才能“上矿”。一波接一波的年轻人几近狂热地加入了矿工的队伍。

　　在张茂东的记忆里，也几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身边很少有人正经上学了。初中毕业以后，不管年龄够还是不够，年轻人都迫不及待地奔向煤矿。教育本就不发达的山村里，更没有人拿上学这件事当回事了。

　　“你说你们念那个书干啥？”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张茂东回乡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这样问他。每到天黑，村里热闹的牌局都是张茂东夫妇不敢参与也玩不起的。村里人玩扎金花带的都是整捆的现金，牌桌上飞来飞去的没有一张百元以下的钞票。

　　传统意义上来说，张茂东是这个村落里飞出去的罕见的“金凤凰”，村里20岁出头跑车的青皮小伙管他叫一声爷爷，在牌桌上拿出一捆一捆的钞票时，那声“爷爷”中也没有几分尊重的意味。

　　事实上，在那个人人都为了“黑金”而狂热的年代，张茂东在上矿还是上学的抉择中也徘徊了很久。这是张茂东关于煤矿最清晰也是最后一秒钟的记忆，就是看着自己儿时的一个玩伴被重大事故中巨大的煤斗砸得血肉模糊，之后发生的事情已经完全回忆不起来了。那之后，张茂东再也没有去过矿上，甚至很少出门。一年多以后，他考上了县城里的房山中学。

　　张茂长是张茂东的本家堂兄，他是村里最先富起来的那拨人。上世纪80年代，村里还不流行豪车和洋房，但是村里的多数孩子都有到张茂长家里看电视的习惯。张茂长说，“自己是被逼无奈才富起来的”。

　　1982年，张茂长的老婆给他生了第三胎。那正是农村里查超生最紧的年代，为了这第三胎的大胖小子，张茂长得到了两项处罚。一是被罚了3000多元，二是丢掉了生产大队给安排的煤矿工作。而仅仅一年前，他因为第二胎的闺女欠下的罚款还有1000多元。

　　没了工作，老婆坐月子，还背上了5000元的欠债，这种窘迫在那个年代是难以想象的。张茂长起初打算养猪，可是托遍了县城里的亲戚也没有抓到猪苗。最终，没办法的张茂长又找回了大队。

　　大队给他安排了当时一份算是编外的工作——承包煤窑，张茂长20多年的煤窑主经历就这样开始了。起初挖出来的煤只能以低价卖给生产队，张茂长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把欠的罚款还上。

　　上世纪80年代，张茂长亲身感受到了承包政策的变化。又过了几年，生产队允许他把额定的煤交足以后，剩下的可以自行处置。

　　“机会来了！” 张茂长把家里所有的亲戚发动起来帮自己管理和采煤，并在短时间陡然而富。当时村里人不习惯存款，张茂长记得，当时家里所有的大柜底下都堆满了整捆的百元大钞。

　　最红火的时候，张茂长的矿上雇佣着300多人，其中一半是家里的各路远房亲戚。大嫂子管记账，大侄子管打眼放炸药，二侄子管装车，族谱上所有能查到的在村里的亲戚几乎都给张茂长打过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张茂长每天都有万余元进账，而这些亲戚们的家里渐渐也都置起了彩电、冰箱。

　　被迫“断奶”

　　乡村经济无法承受之重

　　20多年风风火火的“淘金”历史就像一场外表华丽的农村大戏，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留给观众的只有记忆。

　　迫不得已的转型开始了。1998年，为解决布局不合理及部分矿山资源枯竭问题，北京市开展了首次大规模集中整顿关闭小煤矿的行动，将小煤矿数量从最高峰时的1653个压减至445个。2005年，全国煤矿事故频发，私挖盗采活动猖獗，为保障安全生产态势平稳、保护首都生态环境，北京市将小煤矿数量减少至24个。而如今，所有煤矿已经彻底关闭。

　　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经济结构转型”这个近年来我国经济工作的标志性词汇，哪怕对于那些工作在“CBD”或者金融街(7.64,-0.11,-1.42%)的财经界人士来说，都仅仅是一行行数据报表。而在这深山老林的山村里，像王春娥夫妇这样的村民们感受到的却是丢掉过去的断腕之痛，以及期盼未来的焦急与迷茫。

　　2010年7月5日，北京最高气温再次刷新了当年的纪录，达到了40摄氏度。下午1时50分，62岁的王春娥从床上坐起来，简单地整理了铺盖，用那双黝黑且满是老茧的双手拢了拢头发，然后拍醒她的丈夫。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生活常态，所以丈夫起床之后没有任何语言，只是突然看见门口站着一个生人，眼神里有些迷惑。

　　“我们这有什么可采访的？眼下还得干活去呢。” 王春娥见到同乡带来的记者，说道。

　　王春娥用黑色的老铁锁把门锁上，夫妇二人就上路了。其实锁门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习惯，因为那间屋子里的陈设只有土炕上的铺盖、几个木头大柜和两口大缸，此外再无其他值钱之物。

　　下午3点以前，王春娥夫妇需要赶到4公里以外的筑路工地，那是乡里刚刚申请下来的一个果园建设工程。路基上大如磨盘的石头，全靠老人们粗糙的双手一个一个地挪动。他们两个人的工作是搬运和平整路上的大石头，王春娥每天的报酬是20元，老伴比她高一点，能拿到30元。乡里还有另一种工作可以选择——护林员，那相对不费力气，但是每个月只有400元的工资。

　　晚上7点，记者终于再次等到了这对夫妇，他们给记者的采访时间从他们吃饭时开始，满打满算也只有一个小时。他们必须保证8点准时睡觉，因为明天还要重复同样的劳动。

　　像王春娥夫妇这样的劳动力现在在村里占了很大比例，因为年轻人都出去干活了。

　　煤矿关闭以前，王春娥的丈夫给本家的亲戚打工，负责在装车的时候“点数”，每个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王春娥则每天批发点汽水、冰棍到矿上卖，矿工都算有钱，小本买卖也做得不错，一个月下来溜溜达达地也能挣到七八百元。

　　王春娥有四个儿子，原本两个在矿上负责装车，两个买了二手卡车跑运输。现在这种破车在北京已经不能开了，两个跑车的大儿子去了外地，两个小儿子到县城里当了保安。

　　“趁着有点力气就干呗，四儿子在城里过得苦，我们俩这儿有能力就时不常地再支援他们点，”王春娥是个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她甚至感到有些幸运：“四个孩子都在家里条件还好的时候娶上了媳妇，房子也修了，政府现在每个月还给200多元的补助。”

　　“我就是想着，咽气那天，儿子们都能在身边，那我就知足了。” 王春娥说，现在最让她担心的是，两口子岁数都大了，儿子又都离得远，惟一的愿望就是儿孙绕膝，太多奢侈的生活，从来都没有想过。

　　“还旧账”

　　经济转型举步维艰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在完成最初的经济恢复之后，人们开始憧憬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大而全的规划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放眼望去，天安门以南、城区周边到处烟囱林立。也正是北京房山、门头沟等地区的煤矿资源，曾一度推动了北京经济的发展。

　　现在看来，这种规划还有待商榷。房山区的大安山、史家营和门头沟区的斋堂镇是北京的煤炭主产区，煤炭生产和经营已成为当地居民和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甚至是惟一的经济来源。然而，在全市的整体收入中，煤炭连1%都占不到。

　　本世纪，北京经济开始实施新转型，工业化的生产已经让位于生态型的科学与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北京市提出了“世界城市”、“环境友好型城市”等一系列目标。然而，对于长期靠山吃山的农村来说，这一转型过程十分艰难。

　　用大安山乡政府一位官员的话说，经济转型的起步是从“还旧账”开始的。在房山区的大安山、史家营和门头沟区的斋堂镇等地区，传统的煤炭、石材开采使乡镇山体千疮百孔，自然景观和植被严重破坏，不但没有带来经济的腾飞，反而因无序发展，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几乎为零。在大安山这样一个上世纪80年代就拥有百余名万元户的乡村里，小学教学楼仍然建于1972年。

　　这笔“旧账”的昂贵程度，不仅对于一个乡，而且对于北京市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自2005年关矿之初，北京市就开始向乡政府支付大量关矿管理和实施费用。另一方面，这些耕地本就十分有限的山区在传统产业突然终止之前，并未打下新产业的基础。退出原始开采业的乡村级经济一蹶不振，加之农村地区融资难、人才短缺等现实问题，在培养新产业方面更是捉襟见肘。

　　大安山乡政府有关报告显示，大安山乡仅一个拟新建项目前期投入就需要700万-8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在正式盈利前漫长的培育期中，每年需要的财政补贴也是巨大的。更糟糕的是，在探索实践中，因项目夭折而导致前期投入“打水漂”的例子并不鲜见。

　　人物志

　　走过黑色记忆的大安山人

　　张茂东：曾因“工分高”疯狂地热爱矿工这份职业，现在是一名律师，是恢复高考之初这个村里考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生之一。上世纪70年代，曾因做矿工，收入超过“石光荣”，能给家里买富强粉、给自己添置回力鞋；一年多以后，考上了县城里的房山中学。

　　张茂长：张茂东的本家堂兄，村里最先富起来的那拨人。因生三胎丢掉了“铁饭碗”，却机缘巧合地获得了一份编外工作——承包煤窑。最红火的时候，矿上雇佣300多人，其中一半是家里的远房亲戚。上世纪90年代后期，每天都有万余元进账。现在在县城里给自己和儿女们都买了房子，前几年猪肉行情好的时候办了个养猪场，虽然现在不赚什么钱，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总不至于闲着”。

　　杨广安：100多个在册正式承包者中的“幸运儿”、乡里几个知名的采煤大户之一。煤矿关闭以后，就彻底搬出了村子。买了一处房山区的别墅，还在县城里给女儿和女婿投资了一个小买卖。

　　王春娥夫妇：乡里的留守老人，煤矿关闭后，只能靠搬运石头维系基本生活。最大的愿望就是咽气那天，儿孙们都能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