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能耗 宜长策

      到“十一五”末，我国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的目标还有不到四个月就要面临“终考”了。实现这一目标不仅是完成一项承诺，更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采取强制限产限电等掐断供给的方法来突击降低能耗。但是，要长效实现能耗下降，关键是要在需求侧下工夫，在合适的环保、土地、金融与财税等多方面的政策引导下，依靠完善的市场体系来建立长效的节能降耗机制。

        “十一五”前四年，全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5.6%，而今年上半年，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全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不降反升，令下半年的节能降耗任务更加艰巨。面对可能无法完成的能耗考核任务，多省区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进行限电限产，以“砍掉”高能耗尾巴的方式来实现能耗降低，但“临时抱佛脚”，能从根子上扭转“减排”吗？ 这样做，即便实现了“十一五”节能目标，一旦考核期过去，能耗仍有反弹可能。

        “十一五”节能降耗目标如果要以这种手段来完成，非常值得反省。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进度过慢是导致能耗难以降低的主因。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工业，资金密集、劳动密集的工业项目既能给地方带来高额投资，拉动GDP增长，又能解决就业，久而久之成为地方经济增长难戒的“瘾”。但随着资源环境恶化，传统的工业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到2020年，我国还将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届时要想让今天的“临阵磨枪”不再重演，未来十年，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多采用市场手段来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包括提高资源价格、征收资源税、提高排污费、污水处理费、限制污染物排放等，将传统能源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排放交易等制度，使主动节能减排者有收益、有奖励。

        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过去几年我国一直倚重技术升级的模式，目前来看，这一模式已经遇到瓶颈。短期内我国部分领域的能效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一些工业部门的技术提升空间有限。比如，在火电行业，由于大量小火电机组被关，本来由小火电承担的调峰功能落到超临界的大机组身上，而这些大机组的特点是稳定运行时能耗较低，而充当调峰角色，在频繁调整中煤耗增加，反而起不到节能降耗的作用。

        在推进节能减排过程中，对市场机制的应用不够，也导致一些节能产品的推广遭遇尴尬。有一则公益广告称，如果将全国的白炽灯都换成节能灯，全国一年节约的电量相当于一个三峡工程所发电量。但离开政府补贴，节能灯乏人问津。虽然政府补贴能起到推广节能产品的作用，却不可能通过补贴来实现节能灯全面替代白炽灯。

        因此，只有通过将能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还原能源的真实价格，才能长效地使所有的经济参与者都感受到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动员全社会在需求侧下功夫，采用新技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管理，减少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当然，由于能源在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能源价格可能带来生产、生活成本的提高，这也是长期掣肘我国节能降耗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制度安排上，还需要全面考虑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推出适当的配套措施对能源提价的收益进行二次分配，以补贴因提价受到影响的部分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