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时间酝酿,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已经形成并于日前上报国务院。伴随着9月8日作为纲领性文件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原则通过,各项新兴产业的单项规划正呼之欲出。据知情人士透露,《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很有可能在9月底最终面世。
早在今年7月,国家能源局规划司司长江冰就在能源局上半年能源经济形势发布会上透露,该规划将重点围绕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和碳减排两个目标展开。一方面涵盖了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非常规天然气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内的开发利用规划;另一方面也对传统能源的升级变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时间,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增加新能源的利用比例成为各方发展的方向,一大批新能源项目纷纷上马。据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风电装机已突破2500万千瓦,跃居世界第二,连续5年增幅超过100%,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太阳能热水器总集热面积达到1.45亿平方米,沼气年产量约130亿立方米,均居于世界前列;水电装机1.97亿千瓦,居世界第一。目前,中国非化石能源累计利用规模达到2.4亿吨标准煤,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7.8%。
然而,对于新能源发展无序、产能过剩等问题的质疑也不绝于耳。以风能为例,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郝卫平曾指出,一些地区存在为追求风电发展速度,将大型风电厂拆分审批,而当地用电需求有限,难以消化风电电力的现象。
新能源产业发展之路究竟应如何铺设?传统能源将退出历史舞台?在日前由全国政协主办的21世纪论坛之上,与会代表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战略思路未定
新能源发展应避免一哄而上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副主席邵秉仁在会上指出,目前新兴能源是适宜“分散型、小规模、分布式、就地消化”,还是“大规模、远距离、高电压输送、全网消化”,还是“因地因网制宜、两者兼顾”——这一新兴能源发展的战略思路问题仍未具体确定,应认真思考、审慎抉择。
据悉,中国与发达国家资源利用情况存在很大差异,风力与太阳能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如果建设大型新兴能源基地,就面临着地处边远,远离负荷中心,无法就地消纳的问题;而远距离传输不仅需要大量投资,还影响电网运行安全,目前仍缺乏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新兴能源发展的战略思路影响着未来新能源产业地区布局,更攸关整个产业发展的成败。
此外,各单项能源的发展路线也存在争论。例如,太阳能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是以光伏为主还是光热为主的技术发展方向尚不能确定;智能电网的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也存在较大分歧。邵秉仁表示,从国际上看,智能电网是配电网的信息化和互动化,是分布式能源的有效利用载体,主要运用于配电侧,有利于新兴能源的随机接入和送出,而不是远距离、高电压的所谓大电网的智能化。因此,“明确技术路线,避免新兴能源发展出现重大偏差,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邵秉仁说。
新兴能源应用的经济性问题更成为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据邵秉仁介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生产100瓦的太阳能多晶硅板需耗电约2000度;一个陆上风电塔用180吨钢材需耗电约36万度;一个海上风电塔用300-600多吨钢材,需耗电约60-100万度;平板太阳能平均造价每千瓦约1.4万元,4倍聚光太阳能平均造价约2.4万元;陆上风电平均造价约1万元,海上风电造价是陆上风电的2倍,而上述发电设备利用小时远远低于传统能源。再加上风能、太阳能自身发电的特点,要求配备相应的调峰调频电源,和远距离向外输送损耗都会使新兴能源的经济性大打折扣。
同时,配套政策单一、电力体制改革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也困扰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邵秉仁建议,在制定新兴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要注重新兴能源发展与能源资源、产业布局、电网建设相适应;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自主化能力;继续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完善配套政策,促进新兴能源健康可持续发展。
降低传统能源依赖度是长期战役
清洁高效利用是关键
一方面是新能源发展征程漫漫,一方面又是能源消耗急骤增加、环境、生态日益恶化的现实国情,在这困境之中,挖掘现有传统能源潜力便成为了必然选择。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倪维斗指出,由于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急剧增长,可再生能源(主要是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在2020年以前很难在总能源平衡中占有一定份额的比例,煤炭仍将长期作为我国能源的主力。
据倪维斗介绍,与欧洲一些国家不同(他们总能耗已经不再增长,或增长很少),中国处于总能耗急剧增长之中,单是发电设备(其中主要是燃煤发电),近年来每年装机容量增长就接近1亿千瓦(KW)。在这个高速增长量中,可再生能源所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数据显示,以风电为例,虽然近年来装机容量每年翻一番,但截至2009年,中国风力发电量为269亿千瓦时,仅占全国发电量的0.737%;即使到2020年,理想情况下我国风电量也仅约占全社会总用电量的3%。这就是除水电外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电的份额。
相反,据倪维斗估计,在考虑了各种可再生能源、核电、天然气、石油需求等较快发展,并充分考虑节能的潜力和节俭的生活方式的背景下,2050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构成中仍占35%以上。未来40年(2010~2050)累计消耗的煤炭总量将在900亿吨标准煤以上。因此,发展以煤为代表的传统能源的清洁技术、提高利用率就成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
拉锯战在所难免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2025年全球趋势》报告中曾指出,目前所有技术都不足以在所需的规模上取代传统的能源结构。到2025年,新的能源技术可能不会在商业上可行和普及。即使生物燃料、清洁煤或氢气有一个良好的政策和资金环境,过渡到新的燃料也将是缓慢的。
因此,新能源的发展以及节能减排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仍是一场在所难免的拉锯战。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曾在多个场合中提出:“在今后20年到30年内,中国传统能源的主导地位仍然难以改变,新能源只能起到补充作用。也许在2040年以后,新能源在能源大结构中所占比重才会大幅提高,其地位才有可能发生根本改变。”
邵秉仁也认为,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火电为主的电力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新兴能源所占比重较小,不能明显改善能源结构。比较而言,加大对传统能源的改造力度,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因此,他建议,在积极探索新兴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同时,必须协调好发展新兴能源和改造传统能源的关系,坚持“节能减排”优先的原则。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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