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亲历了电力体制改革的行业的行业从业人员,对市场化的电力体制改革有着很多难以言表的切身的体会。最近以来,全国性的电力短缺和电价是否应该上涨的激烈争论,更使得作为非经济专业的学者,对一些经济学者的市场经济万能的理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前不久,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电联”)预测今冬明春全国最大电力缺口在4000万千瓦左右。与此同时,五大发电企业也集体“喊冤”,上调电价的呼声再起。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学家郎咸平发表文章“谁在忽悠电力紧张”,质疑电企的“喊亏”行为并不是真的亏损,而是为了多赚钱。文中举例说,“从华能国际、大唐发电、华电国际、国电电力、上海电力等电力上市公司上半年财报来看,五大发电集团根本没有亏损,而是嫌钱赚得不够多。为了“忽悠”加价,“找各种理由推脱”发电,导致电力紧张”。此观点一出,引来一片哗然。
很快电力行业组织中电联便在官方网站反驳郎咸平的观点。中电联表示,五大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盈利是因为这些都是优质资产,所以他们的效益情况不能完全反映出五大发电集团的火电业务整体亏损现实。随后,郎咸平于21日晚,再度发微博回应称,自己不但坚决反对电费涨价,甚至认为电费还有下降空间。理由是,中国的电网企业还赚钱。
从上述两轮辩论来看,郎咸平教授虽然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显然是不了解电力行业情况的外行。首先。郎教授居然没有搞清楚电力公司与其旗下上市公司的关系,以为上市公司能盈利,其控股的电力公司也一定也应该盈利。并以此否认煤价大幅度上涨之后,我国发电行业普遍亏损的现实。其次,在中电联指出郎教授的论据使用的错误之后,郎教授不仅不愿意承认,反而以电网公司还盈利的理由,固执己见。前年我国的电网企业也曾经遭受严重的亏损,后来国家通过差别性的调整上网和销售电价,提高了电网的企业的收入,才使得电网企业扭亏为盈。总之,随着煤价的上涨,发电企业严重亏损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目前很多地方的火电厂,已经到了没钱买煤的地步。面对现实,一些地方政府已经陆续出台了各种对电力企业的扶持政策,包括部分的调整电价。以避免发电企业的被迫停产影响到社会和民生。
尽管郎咸平教授的说法与事实有较大的出入,但是郎教授的加速市场化改革观点在社会上却相当有代表性。包括绝大多数电力行业的专家也都认为,当前电力短缺和电价的矛盾是由于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似乎就认准了一个压倒一切的 “市场化”理由。普遍认为市场化一定能达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因此,也一定能降低电价。笔者也曾经和很多人一样,也坚定持有这样的观点,曾经以为只有打破电力行业的垄断经营,才是降低电价的根本出路。
然而,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后的现实,却给了我们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面对电价不断上涨的事实,让政府部门和一些具有科学探索精神的学者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市场化的改革,难道真是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吗?当然,更多的市场经济崇拜者,则认为电价上涨,是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认为市场万能的学者总是强调只要彻底打破垄断,就能最终解决电价过高的矛盾。
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市场通过经济的杠杆的作用,最大程度地调动了每个劳动者的积极性,优化资源配置,一定能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最终降低产品的价格。这个道理似乎已经被所有市场化的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实。然而,为什么在我们国家的电力体制改革中,却没有能重复的得到这样的效果呢?我觉得有两点可能:一个是我国的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体制决定了市场化改革的局限性。另一个是因为,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客观的现实让我们无法重复一些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他们可以通过不断开拓国际的资源和市场来维持自己国家市场化所需要的“生产力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而我们则几乎没有这个可能。
从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的实际效果来看,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例如,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的电力部变成两大电网和五大发电集团,鼓励他们展开市场化的相互竞争。但是,由于这些经济主体的老板都是国家,所以,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而是在同一个老板管理下的内部竞争。因为是同一个老板下的假竞争,所以他们的竞争不会特别的关注最重要的成本和利润,而是更加重视企业的形象和规模,以增加自己企业在老板眼中的重要性。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有的电力企业进入了注重竞争规模,而不重视经营效益的怪圈。为了扩大企业的规模,大量的火电厂被建立起来了,直接导致我国火电机组的利用小时数迅速下降。这不仅让新建的电厂盈利困难,甚至连老电厂的经营也受到了威胁。然而,当一些民营和外资发电企业纷纷逃离电力行业的时候,国有电力企业确毫不犹豫的继续大规模扩张。按照常理看来,反正这些电力企业是国有独资的,将来不管怎么亏损,国家也不会撒手不管。
电力企业的这种想法确实没错,不过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最近以来国家并不是用提高电价来保障发电企业的存活,而是通过小幅度的调整电价或者年终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来帮保证它们不至于因为发电赔钱而彻底破产。这种做法不仅让国有发电企业不满意,也遭到了市场派学者的坚决反对。前者是要求政府按照市场规律,放开电价管治或者提高电价。后者则是要求打破国有电力企业的行业垄断,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电力竞争。尽管他们要求的方向完全相反,但理由却都是批评政府的电力市场化的改革不够彻底。
笔者认为,目前政府的电力市场化改革止步不前的做法,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既然实践已经证明了我们电力市场化的效果并不理想,为什么还非要一条道走到黑呢?首先,我国的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国情,就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其次,中国的人口数量可能让市场经济的“生产力需要无限扩大再生产”的本质特性,遭遇到资源和环境的最后的制约。
我们却不能否认,以资本逐利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的“生产力的无限扩大再生产”的规律,必然会在一定范围内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限制。这种人与自然矛盾的客观局限性,当市场经济仅仅发生在人口占少数的国家内的时候,尚不会突出的显示出来。因为,人口数量相对少的市场经济国家总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到广大的欠发达国家,突破资源和市场的局限。但是,当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大再生产的资源和环境矛盾,发生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整个世界都无法承受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的“生产力无限扩大再生产”的资源和市场的需求。这也许就是市场经济不可能是永远正确的根源。
我国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市场经济迅速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重要历史阶段。然而,如果因此认为市场经济是永远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万能手段,也同样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会具有重要的反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客观的评价我国电力体制的问题,郎教授所指出目前电力企业的管理成本和固定资产折旧的费用过高的现象,恰恰是由于电力体制市场化的改革造成的。体制改革前,只有一个国家电力部还是由国家拨款的政府部门。但改革之后的七大电力公司,它们的规模每个几乎都相当于一个原来的电力部,而且,个个都是完全是要靠电力企业的利润来养活的管理衙门。再加上公司化之后,公司职员的工资收入,早已不再受公务员的标准限制,这样的改革结果,管理费用能不大幅度的增加吗?至于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过高,本质上也是电力体制改革造成的。因为各大国有电力公司都要竞争规模,都想利用国家“上大压小”的环境政策,扩张规模。很多公司都曾经不计成本的竞相收购中小火电站,不管它是什么时候建设的,都一律炸掉后当成扩张规模的通行证。而这些经济损失最终都要反映在未来的固定资产折旧上。
总之,郎教授所指出的造成电力企业亏损的证据,几乎都是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后遗症。如果郎教授的论据能成立,那么恰恰说明,当前电价的上涨、电企的亏损正是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失误所造成的。如果,本轮电价上涨的最根本原因,确实如郎教授所说的,是管理费用过高和资产折旧太大造成的,那么我们可以设想,通过深化体制改革,甚至的电力私有化来解决管理费用过高和投资折旧过大的问题。但是,目前的我国电价的快速上涨的矛盾,并不是郎教授所阐述的这些,而是煤价上涨速度过快。煤价上涨的根本原因,还是社会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后,整体的煤炭供给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所以,煤电联动也解决不了电价的根本问题,只能让煤价电价交替上升。
而这个导致电价上涨的最大的因素,也恰恰是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结果。电力被推向市场化之前,电力部门只有一个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要的为人民服务的目标。而市场化改革之后,电力工业的发展目标变成了满足社会需要和创造利润。从多发电才能多赚钱的角度看,一旦当电力供应出现的过剩,电力企业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着急。所以,为了鼓励高耗能企业上马,承诺给耗电大户低电价优惠;为了推销电力,让地方政府发文大搞什么“夜景照明”工程等等。类似这样的市场逐利行为多了,电力的市场虽然打开了,但是,对煤炭资源需求也就必然要快速上升了。如果我们的电力,还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行为,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的市场目的,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为了让发电企业多发电,多赚钱的对高耗能企业实行优惠,也可能不会搞什么“夜景照明”工程。
电力体制改革以前,根据我国的电力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的电力装机才应该达到10亿千瓦。而由于电力的市场化改革,我们不仅现在就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而且还出现了严重的缺电。这里当然有规划部门对发展趋势预测不准的问题,但是,肯定也有电力市场化改革之后电力企业为了逐利超常规发展的因素。
从国际上看,各国对电力的市场化的态度也都是有分歧的。由于电力产品的特殊性,和能源资源的有限性,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做到电力的完全市场化。如果,我们不加分析的照搬某些经济学家市场万能的理论,尽管也许能把电力企业的管理费用和资产折旧成本降下来,但是,我们却不能改变电力企业必须逐利的发展模式,不能改变有限的煤炭资源不可能满足无限增长的电力扩大再生产需求。
当前从根本上控制电力涨价的出路,一方面是调整能源结构,尽快改变我国社会主要依靠不可再生能源(煤炭)发展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就是反思我们改革的失误,抑制住市场经济下的“生产力无限扩大再生产”的逐利发展模式,走全球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总之,我国电力工业所面临这些严峻的现实,恰恰说明市场经济绝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对于资源行业和我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
来源: 中国网能源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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