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演讲全文实录

　　第七届环渤海钢铁论坛于2011年11月18日-19日在北京举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发表主题演讲。
　　
　　以下为全文实录：
　　
　　贾康：下面我作为研究者跟大家谈谈形势和基本政策的看法。我在发言的过程中间，各位有自己关心的问题，不妨写成纸条递上来，如果有问题我会压缩自己要发表意见的时间，争取能够回应各位的问题，这样争取把自己所谈的看法有点针对性，对大家有点参考作用。
　　
　　下面把自己的基本想法说一下，当前各位非常关注宏观经济的形势分析、政策走向，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我知道在座的主要是钢铁业的朋友们，任何一个行业从发展来看，首先还是要判明大势，整个宏观环境如何，而且宏观环境从中国开放的情况下，一谈就要谈到世界经济的走势，刚才王宇局长已经做了很多分析。
　　
　　我们在大背景之下怎么认识今年到明年形势的演变和政策可能的衔接，我想谈三层看法。第一层看法就是我们今年虽然全年的统计指标还没有形成，但是已经可以做出八九不离十的预判，我们今年从运行指标看，合宜度是很高的。我们年度的规划目标，年度的增长速度是8%，但是上一年度是两位数，百分之十点几，在这一年里面柔性的徐徐回落到9的水平上，下面还会回落一段，比如8.5%左右。很可能宏观方面的指标是8%左右，这个不成问题，宏观调控的意图是从比较高的状态往回调，今年是比较柔性达到了这个调节目标。而且也避免了有些人担心的硬着陆的风险。
　　
　　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曾经让人一度关注的CPI，在今年7月份最高的时候，我们这两三个月看得非常清楚，再往回调，而且现在往回调的力度加大。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最大的可能性CPI仍然会继续回调。在物价水平企稳和回落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宏观形势的注意力就有一些转移，特别是前面一段时间，我们已经注意到实体经济层面困难加剧的种种迹象。如果采购经理人指数按照现在表现的是适当有所回调，但是仍旧在分界线之上。如果实体经济感受到的困难加剧是可容忍的，可能会被解释为这是一个逼着企业进一步的升级换代的压力。但是现在某些局部似乎出现了过头的迹象，实体经济的压力和资金链的问题出现了像温州这样的局部性带有危机的事态，而且很快看到了高层领导有关部门已采取调研和实际应急处理的救火似的方式平息事态，跟出来的就是货币政策有量化宽松的举措。这些综合在一起，我们还要看一个相关的跟社会稳定度之间联系的指标，就是今年的就业在前面所说到的几个角度的因素综合在一起之下，就业总体的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现在预计全年要增加1100个以上的新增岗位。当然还有其他指标的分析判断。
　　
　　现在非常简要地做个总结，就是要回到今年的指标总体比较好看，明年从这种运行指标来看，我也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挑战和问题。今年向明年的衔接，光说前面的分析是比较好处理的，但是我们又注意到从决策层到有关部门并没有多少欣慰的气氛。各个方面大家也并不是觉得是轻松的年度，还有一些什么阴影和大家感受到的挑战？主要是来自于外部，就是世界经济现在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从何而来？简要地分析，我认为不是来自美国方面，美国虽然今年曾经一度就他的联邦债务会不会如愿地提高上限，而避免联邦债务有风险，但是不出所料在最后实现以后，两党两院达成了一致，法律程序已经走完。2013年美国方面可以排除联邦债务违约的风险。剩下的问题就是量化宽松何去何从、如何掌握了，这个是我们决定不了太多可能的，是美国自己按照自己的核心定义，依照现在的世界货币霸权有自己充分的余地自己掌握的，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做出种种的讨价还价的姿态，但是总体来说我们没有更多影响的能力。
　　
　　能见度是比较高的，中国和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经济一高一低的两个经济体，相互维护战略均势，讨价还价，破而不裂，我们争取在经济循环中间以战略上的充分考虑，继而寻求平衡的关系，寻求可能的供应和平息矛盾。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以更漫长的过程成长起来，最后使美国不得已看到中国的崛起。
　　
　　另外，日本方面虽然有种种不好具体的表现，比如负债率非常高，但是日本的具体的债务风险要单独分析。我们现在要指出两点，一个是日本的相当于GDP200%的负债绝大部分是国内人持有，而日本人在这些年没有增长的迹象同时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退步，日本的经济成熟程度相对来说比较高。这些国民看着政治家走马灯似的换，但是不会丧失对国家政权体系继续运转的信心，所以这些不会崩盘。另外提到的因素，日本有大量的海外资产，虽然现在GDP排到了中国之后，但是按GNP要超出中国一大块，这些海外资产可以制成他们运转的现金流。
　　
　　现在真正的不确定性就是来自于欧元区，欧元区前面的关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两轮表现还是小打小闹，这两天大家说的是西班牙十年期的国债，上升到7以上是一个危险信号，这些信号表明安全性不足以信赖，后面带来是不可控的风险。西班牙相对而言比不上意大利，意大利的问题现在已经非常明显，多年的矛盾积累，到了现在叫积重难返。今年意大利在压力之后，同时布卢斯科尼的下台，在政策里面表态要平衡关系。明年能不能挺过几个月，是我们下一轮挣大眼睛看的。下一轮挺过去之后，在今年之后意大利为代表的欧元区主权债务一波又一波的压力，会不断地困扰欧元区和整个世界经济。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居大不确定性，欧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长期化，欧元所代表的欧洲货币同盟，到底今后怎么演变，现在还真不说准。有人说得乐观一些，有些人说得非常悲观，更多的一种声音是说现在欧元崩溃和不崩溃这个概率已经到了50%对50%。这个说法有他的意义，就是惊醒我们，另外就是什么都没有说，一半对一半没有决策意义。
　　
　　三个发达经济体合在一起是世界经济的60%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旦出现所谓的二次探底，这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往明年和今后一段时间看，在形势判断方面必须特别强调的，我们要怎么样应对这种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防止这种不确定性变为整个事态往下的确定性，这种负面的不良事件的冲击。所以在政策的框架掌握上，现在看来没有必要帮忙的改变已经形成的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可能在表述上，现在把积极财政政策放在前面说，我们可能要积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宏观的财政框架现在看不出做什么重大的改变，宏观政策地位做出重大调整的必要性。维持这样的一紧一松的搭配，同时现在决策层发出的信息非常明确，是要注重预调和微调，要特别注意要预先提防什么，有一些调整。微调是要更多具体、针对性地优化的举措。对于中小企业，对于某些资金链特别吃紧的区域，比如温州、长三角、珠三角，有些定量宽松我认为这是可以归为预调和微调的。有的学者强调货币政策和预调和微调划分界线，更多把微调和预调为经济政策。现在这一段，带有了观察期的色彩，已经静下来了，措施不是那样密集、单方向出台了。另外一防线，实际上加入了定向宽松的一些因素。而财政政策的配套，逻辑上是配合总量调节，现在不会再这方面有更多的考虑，要继续积极。另外一方面，要更多强调增加有效供给的重点选择和重点强化。
　　
　　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层面，从今年到明年，当然我们要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面注意不久要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上的基调，我们可以预判一下逻辑的连接。如果两大政策的框架不变，强调预调和微调还有什么样的导向型的指导全局的精神，我们感觉似乎有必要，在外部的不确定性还没有变成具体的使经济下行的确定性的情况下，要继续强调积极的引导和鼓励经济的自主增长。也就是说，不要太看中政策刺激，不要靠限制去解决调控问题，那不是市场经济主打的政治。包括房地产调控，这些政策运行下来是和市场经济向背的。住建部的领导有很清晰的回应，这是不得已的办法，这是正确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说不得已的办法是过渡性的，既然是不得已，就意味着有一些相关条件具备了，这个部长强调相关的信息条件具备了，限购会被其他条件替代，这个逻辑在很多领域里都有启示性的。
　　
　　我要强调的第二层意思，我们业界朋友要注意这样看起来微妙，实际上值得关注的可能的调控精神，就是积极的引导和鼓励经济自主增长。就是让市场主体，他们更多在经济中间，在规范的法律环境制约之下，在更多的应该说规范程度要高于一切的杠杆的引导之下，自己争取做大做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捕捉市场上可能形成的一些特定的要素的组合状态，贯彻自己认为可以做大做强的战略和策略，来一个新一轮里面让市场机制更好发挥作用的增长。这种增长是符合解放生产力的基本要义。第二次的意义也包含前面一段时间某些过了头的政府万能幻觉带来的那种崇拜行政手段的偏差做出反思和适当的校正。
　　
　　再往下谈一下第三层自己的认识，谈论中国的短期问题，如果我们看到了现在的政策框架最大的可能性，这个政策组合一紧一松的搭配，要更多走向引进经济自主增长，而不一味靠政策刺激和行政手段。我们还同时需要考虑什么问题？我认为非常值得强调的是讨论中国的调控问题，一定和中长期的制度建设问题、深化改革问题结合在一起，因为中长期的追求，“十二五”的主题和主线往下，靠什么样的过程去实现，必然涉及到推进中国经济社会转轨，必然涉及到深化改革、转换机制，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谈短期的调控，谈年度之间的转换，谈我们对2012年的展望，必须要正面考虑一下，我们现在在改革方面有一些什么新的动态，应该特别注意哪些信号。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预期，哪些是不可回避的现象，以后进展起来可能顺利一点，有些不顺利一点，但是有些关口是必须要过的。
　　
　　在这方面提几点，一个是我们现在再融资方面已经看得很清楚，温州的问题表明救火似的指标处理之后，必须跟上综合配套改革的金融创新。已经听到这样的信息，就是政府在温州这样的地区，原来是民营经济发展非常活跃，我们的长三角经济增长和主要增长部分代表着浙江很多的情况。在这个地方要推进金融综合配套改革，这个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正视像温州这样看起来很有活力，但是常规金融的低利贷对于生活的影响微不足道，在那个地方经济的命脉靠什么支持呢？靠从过去到后来民间金融高利贷形成的非正规金融最主要的解决经济命脉问题的主要力量，但是在运行的过程中间可能就出现突然到来的风险，已经是普遍的高利贷的天下，但是这些资金还在追逐一下高利润的，比如炒房团，然后再碰上了严冬，使资金链吃紧，很快就反应到温州实体的层面上，中大企业有几十家的掌门人跑路。这就成为一个危机性的局面。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在短期处理之后，政府通过越养电话安抚企业家的心绪，让他们重新回来，让他们运转，又给予了资金之后。我们要解决什么，一定要通过资金多样化的改革，使温州、浙江、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区域，生长出三大群各种各样的中利带。这种金融多样化的中利带，这样能够把高利贷挤出去，主要靠常规金融到更丰富多样化的中利贷支撑起来的融资体系。这是一个金融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很难想象中国以后的现代化能够得到金融体系长久可持续的支撑和配合。包括钢铁业界，我也相信大家再融资上有很多的困扰，常规金融看起来监管严格、利率水平低，但往往解决不了自己最迫切的问题，一定要使金融多样化，这样带来有利率的更充分的市场化，和利率必然带来的中国全面开放的条件下汇率形成机制的根市场化的趋向。然后还要推进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再往前才能说到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不把这样一个链条往前推，人民币光发展离案中心、结算中心都是小打小闹，制度建设的链条已经相对清楚。
　　
　　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的改革涉及到中国资源产品、初级产品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问题，这可能和在座的业界朋友关系更密切。钢铁投资和实体业的投资和房地产关系非常密切，在这样一种从资源产品、初级产品比较上游的位置，一步一步地到整个产业链里面行业的特点来说，他受到的宏观环境里面，非常有影响的就是最开始的这个资源产品，从开发到一个一个链条的产业链上往下，他的比价关系和形成机制有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煤电比价关系，电前面是什么呢，要说到煤。中国整个能源供应里电的75%左右是火电，就是拿煤来发的电，资源环境制约之下煤怎么开发，怎么更有效应用，怎么节能降耗减排、保护环境，真正使人民群众回到幸福。为什么多年来煤电关系不能理顺，而且矛盾越来越突出。今年我们看到的是其实整个夏季的运转高潮还没有来，集体的电企来了一个电荒，实际上是种种借口有产能也不用，这个关系没有理顺原因是什么。中国首善之区北京的民用电，我们可以援引任志强所说的例子，他是拿大白菜的价格跟住房价格比，我们也来比一下，改革开放初期，我按照轮流的制度在单位的单位里面收电费，一度电1.6毛，现在大概4.8毛，就是电价在三四年的时间里面涨了3倍。那时候白菜1分钱左右，最多不过2分左右，不好的不到一分，好的一分多一点，现在大白菜的价格涨了一百多倍，电价只涨了三倍。这个比价关系严重扭曲到什么状态？谁会觉得电是特别珍惜的，谁会知道电要努力节省，经济上没有这种信号。大家更会知道自己吃好什么菜，更会考虑自己其他的生活方面做经济上的精打细算。大家但是都不会太在乎电，这是中国的基本现实。
　　
　　煤是发电的主要原料已经涨了几十倍，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这是怎么承受的，是怎么循环的。我问过业界的朋友，他们做了一些描述，就是依靠中央有大量的平台，有合同煤，但是合同煤的影响现在越来越低，不到一半的合同煤里面变成了双轨制，变成了非合同状态。这些煤靠中间的平台整个过程联合起来。最后我说了一句，我理解你们说的平台是不是可以表述为各种各样八仙过海的经纪人公司？他们说，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煤从开采出来运到发电环节，煤运的整个过程是充满黑幕的，叫做无处不打点，这样中间的经纪人公司找不到，但是是潜规则强制替代之前的规则。在中间出现了纠纷出现了法律程序怎么处理，非法律程序怎么通过其他的关系怎么处理，各种各样的东西怎么进行连接上，使之完成再生产的运行，这是不是非常紊乱的，跟市场经济相去甚远的情况？这就是一个现实。我跟发改委的官员说，看看这样的基本情况跟我们的信息，不下决心痛心改革，中国的矛盾积重难返。现在启动的是资源税改革，首先是在新疆开始，中央给了一些政策支持。价格形成机制里加上了税收杠杆的形成因子，就显得更金贵了，原油、天然气金贵了之后，在产业链上的传导就造成厂家吸收涨价因素，要节能降耗，所有厂家要吸收这些产品。最终这个链条会传导到最终消费者。
　　
　　但是现在没有把煤扯进来，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影响。政府要做什么？如果不能够适应这样的变化淘汰出局，就代表着是落后产能，最终消费者看到的价格上升，比如水、电更贵了，政府要做的是及时、适度提高低保标准，让中等人一起消化价格因素，一起有新的消费模式和低碳化模式。各种口号喊得震天响，主要要靠经济杠杆让市场主体的竞争中间优胜劣汰，成长起来的主要就是不能成长起来的落后成长，政府要靠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制度维持社会稳定，这套东西是清楚的。
　　
　　回到资源税，前面宣布天然原油照此办理。我们在等待下一步，今年年底、明年年初物价压力进一步退潮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抓住这个时间窗口，看到一个配套改革方案，把煤炭纳入这个资源税改革品种覆盖面的方案，这个改革之后是不是能够冲击到，把和煤相关的电力部门破除过渡垄断的配套改革形成操作方案。我们特别看重等待或期待这样一个传导关系，电力行业的改革，我认为一句话，他必须在大家都接受引入发电环节的实际的竞争入网，要不然就产生过度垄断。那个时候财政可以明确规定，入网的时候一度电补多少钱，并不是谁搞太阳能电都能发财，仍然是优胜劣汰，谁能挤进去就能取得市场份额。现在要改革电价的行政审批。但是也要有区别对待，可能要区分商业用电、民用电，但是电价总体的发展方向来说，一定要让市场因素更多起作用，而资源税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电力行业要突破过度垄断的硬骨头，大家就会得到的这样效应，就会看到改革的新阶段，这是把这个事情说得高一点，就是这样连带的关系。
　　
　　看起来是资源税的改革，后面的连带关系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从中长期考虑问题，不能忽略问题。还有其他的事情，比如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密集出台各种措施以后，后面还会跟进具体方案和操作细则。另外，在这两天已经正式宣布的明年在上海先行先试的增值税扩伟，这个意义在哪里？会是我们建筑、安装、交通、运输和服务业、第三产业这些市场的主体，不再顾虑自己被营业税的征收因素限制手脚。那时候增值税的机制就是只是对增值额苛政，原来是大而全被营业税课税的动机没有必要了。这些就按照自己的潜力去专业化细分，更好形成自己的集群和链条。这种服务业的升级换代带来的又是消费这方面的性价比提高，服务质量的提高，又带来了扩大内需方针得到了实际贯彻和整个产业的升级，这样有一步一步到全局意识的改革，我们十分看重。这样的改革取得成果以后，一定会扩大覆盖面。这样的一些改革要业界要打交道的市场主体都有很明显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大家要注意这样的改革和进展。
　　
　　最后要说一点，中国实际上在现在和企业运行相关的另外一个角度，是和整个人和人的关系相关的收入分配方面。我们作为企业界的人士也要关注收入分配导向。收入分配在现在作为矛盾凸显的重要领域，中央已经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要求，路线提高劳动者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另外以后在税收方面主打结构性减税。同时不可避免的像个人所得税等等的低端减税、高端增水的改革。也不可避免地以上海、重庆试点所代表的在中国以后怎么把房地产税形成税种的改革。还有税种的有增有减的调整，还有像房地产税和资源税的结构性增税，以后会整个改革里面和税有关的主打方面。
　　
　　把这些合在一起，实际上我是勾画了从短期到中长期，从一个政策调控延伸到相关制度建设的一些，我认为需要提到的逻辑连接。这些看法还是研究者的初步看法，借此机会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各位。
　　
　　主持人：请贾所长留步，因为受您的启发，我们在座的一些企业家要向你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所从事的领域，财政领域。这位企业家问，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GDP两倍以上，这种增长速度是不是合理的？
　　
　　贾康：这个事情如果客观讲，我们要看一个大的前景图，在改革前面十几年一路下跌到1995年的最低点是10.3%，1995年以后，1994年又有财税配套改革，这个制度有效供给的力量支撑之下，我们前面十多年的防水养鱼的支撑财政收入占GDP五的比重一路回升。回升到现在民意指标21%多一点。这个大的变化，本身体现了恢复性的增长。所以在大形态上来说是合理的，不是不合理的。
　　
　　可能在座的朋友不服气，我感受的是这十几年不要想太远。我要说，这种情绪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家感受到的宏观指标里面，比如说居民收入比重确实是在下降，中小企业总觉得气不顺，自己跟自己比是有发展，但是跟自己的期望值比，总觉得税的负担重，约束多。我觉得政府要特别注重民情民意，既然现在已经有了十几年的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回升到2%的民意指标，全口径31%到32%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那么似乎我们就要更注意怎么样在新的中期的概念上，比如“十二五”期间，后面还有四年，怎么样在结构性减税方面把工夫做足，我现在看到的一个进展，就是对于中小企业确实前所未有地开始有了这种开明的态度。特别是小微企业，现在把起征点一下上去了比原来高几倍，这都是把结构性减税的工作做足。
　　
　　回到前面所说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我们理性地说，并不是因为我在财政部系统工作就这么说，理性地说，依据在现在为止是反复做谁过种学术性的讨论和考评的。不是随随便摆出的数据。真正中国税制的问题，这是我个人非常强调的关系，不在于宏观税赋，我们主要靠间接税过日子这带来什么问题？过去大家没有感觉跟自己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现在公民意识上升之后，听说馒头里有税、月饼里有税就火爆三丈。主要的消费大洞是消费基层，他们在这个层面上做的消费都要给国库做贡献，是不是有不合理，他们的恩格尔系数很高，他们要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但是消费每一个生活用品都给国库做一次贡献，一旦知道了这个情况当然很痛苦。所以中国痛苦的指数问题是存在的，而是在于直接税比重太低。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这种中下层大众的税收痛苦指数是比较高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我比较直率地跟各位交流一下。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税制结构要解决可行性，直接提高直接税，让有能力的更多给国库做贡献，相应调整间接的税赋。
　　
　　主持人：谢谢贾所长，第二个问题是欧债危机的问题，是这么问，欧债危机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影响？欧债危机还能持续多久？
　　
　　贾康：这个问中国货币政策的问题，应该由王局长汇映，我在财政系统，虽然我不是公务员，但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事情。你在哪个行业里，不要跨过行业说别的部门主管的事情。我作为纯粹的研究者简单回应一下，我个人感觉因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共同构成一个宏观调节的主要政策框架，如果欧债危机按照我前面的分析，表现为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外部威胁，外部最重要的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地，我们要盯住。如果真的出事，出事要有过程，如果真的出事了，不可收拾了，要带来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或衰退，那时候我们政策的框架势必要做调整，可能不是简单微调的问题。但前提要说清楚，就是要判断明确，这个事情巨大的不确定性变成了把经济往下急速拉到下滑的确定性，这个问题看清楚以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做出新的调整和改变。这个东西安全区是有我们有能力应对这样情况的骤变，这只是一个假设。
　　
　　占大家很多时间，谢谢大家。
　　

　　来源：和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