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炭命运：从能源大帝走向口水主角

“2014中国(北京)国际能源峰会”于7月28-30日在北京举办。据组委会透露，原本计划中的“新型煤化工与洁净煤炭技术”专场，因多种原因最终未召集成功。在“能源结构优化与大气污染防治“等其它专题讨论中听到关于煤炭清洁利用的零星发言。

实际上，煤炭依然是中国能源的主力，特别是为中国工业的发展做出很大的支撑。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利用，而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7成，煤炭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可想而知。

煤炭“能源大帝”的地位，并非夸张。中国，未来20年，或许都不能改变煤炭是第一大一次能源的事实。即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虽然从1970年至2002年，煤炭占比总体是下降 的，但 在2002年迎来拐点，煤炭占比再次开始上升。2013年底，国际能源署（IEA）预测， 到2017年，煤炭有可能反超石油，逆袭成功再次成为全球能源大帝。

煤炭从“能源大帝“沦为如今人人喊脏、口水之争的主角，其实煤炭本身并没有变化，究其原因无非是老生常谈的碳排放问题以及新晋的雾霾问题。目前中国能源领域的主旋律依然是初级阶段的保障能源供给，但是随着雾霾问题的大面积爆发，能源的清洁利用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关注。

“去煤炭化”呼声越来越高，而现实是中国尚依赖煤炭。2013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67.5%，石油占比17.8%，天然气为5.1%。这样的能源结构，并不是短时间内能改变的。而被外界看好的新能源，在中国发展到一定规模尚需时日。

在谈到大气污染问题时，中国矿业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王立杰表示，“现在要抓住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一个是高效发电，一个是新型煤化工，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上有大量文章可做，关键看你做不做。“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范必也表示，“能源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过程，往往需要几十年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现实的选择就是煤炭清洁利用“。

煤炭消费的“内忧外患”

雾霾在国内引发的不满日益强烈、煤炭市场持续低迷、各路环保专家唱衰、企业频频抛售煤化工相关业务、国家能源政策再次紧缩，煤炭在中国似乎“越来越脏”。

进入2014年，煤炭的清洁利用探索形式之一——煤制气，被越来越多的声音指责“披着清洁外衣“而已，原本以为迎来“春天”的新型煤化工行业，相继出现央企逃离的现象。

在煤化工的投资体系构成中，电力行业的分量举足轻重，而煤化工的“退潮”在电力行业中也来得格外凶猛。此前，大唐、国电等纷纷发出公告，基本退出煤化工领域。

华电集团政策法律部主任陈宗法在此次能源峰会上分析，“2008年由于外部经营环境的根本变化，主要是煤电矛盾，金融危机的双重冲击，以及火电板块连年亏损，发电集团为了化解经营风险，提高盈利能力，大力发展煤化工等非电产业，有其必然性”。

同时，陈宗法坦言：“快速进入煤炭、煤化工、铝业、多晶硅、页岩气等非电产业领域，大多竞争激烈、代价高、技术人才短缺，板块协同难，而且市场变化快，风险显现，有一定的盲目性。”

除了煤化工自身的难题加环保舆论的压力，火电效益的好转也是发电企业抛弃煤化工的关键原因。

陈宗法表示，截止2013年，发电行业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火电板块重回利润中心位置。虽然同样是对煤的利用，相比于目前问题重重的煤化工，燃煤火电只需要在脱硫、脱硝、除尘等安装环保装置，燃煤火电在污染物控制上就可以做到近零排放。

煤制气、煤制油等产业，作为对煤炭清洁利用的探索，似乎即将再次面临雪藏命运。

另外，中国消费煤炭，面临的国际压力也日益沉重，这一点从国际上对中国限制年度煤炭消费总量的密切关注即可见一斑。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院陈卫东则明确喊出：“正是中国，改变了世界能源的格局。”陈卫东认为，目前处于能源转型时期，中国站在了转型舞台的中间，如果继续维持高幅度、大比例的煤炭结构，全世界的能源转型、减排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煤炭的消费已经和世界相关了，这就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

1998年，中国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签字国，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限，京都议定书对中国滞后生效，2012年才正式履约。然而2015年巴黎协议，中国环境外交是否能再打“人均碳排放量“和”发展中国家“这两张王牌，还是一个未知数。

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巡视员牟广丰对中国未来在国际上承受的压力颇感担忧，他表示，“中国人口大致是全球的1/5左右，但是，二氧化碳排放突破了1/4。再有一点，发展中国家，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岛国比较担心温度上升，然后是撒哈拉国家担心气侯更加干燥，沙漠化更加严重，接着是热带雨林国家，撒哈拉国家、热带雨林国家和印度洋岛国基本都属于第三世界，这是倒逼机制，压力非常大“。

牟广丰同时强调：“ 如果我们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的步伐不是特别明显，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居高不下，有可能在履约过程中面临着一种非关税的贸易壁垒，面临着碳税等方面的制裁。“

针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居高不下的难题，牟广丰提出症结之一：中国现在的产业结构是U型结构，中国现在仍然没有摆脱世界工厂的状态。U型结构是什么特点呢？两头赚钱、少污染的在外，赔钱、多污染的在内，这个U型结构对中国非常不利。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

煤炭在中国俨然有吃力不讨好的悲情色彩。然而，对中国甚至全人类来说，“去煤炭化”真的可行吗？

根据BP2014年年初做的2035年能源规划，到2035年，化石能源和其它能源的比例还维持在八二开，其中，在化石能源里，煤炭、石油、天然气大概会各占26-27%。

2014年1月24日，能源局网站发布的《201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中提出，2014年中国煤炭消费比重要降低到65%以下。也就是说，与2013年相比，煤炭消费占比下降0.7个百分点即算完成目标，这也充分说明能源结构质变之难。

据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已经发生了煤炭的“逆袭”。《经济学人》今年4月刊发的一篇文章介绍，煤电价格只有气电价格的一半左右，德国煤炭发电量已经达到1620亿千瓦时，创自东德时期以来最高水平。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煤炭进口数量从之前的1亿吨暴增至去年的1.8亿吨，煤炭作为长期发电燃料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与其说煤炭是不够高级的脏能源，不如反思中国煤炭利用是否合理，或许煤炭并不是真正的原罪。

王立杰作为中国矿业大学的教授，他希望能为煤炭说句公道话：“煤炭就是一种商品，在开采过程中、运输过程中中造成的污染我们要治理，作为能源，特别是一次能源，煤炭在我们国家占70%，这个比例也肯定要下降。但是，如果一治理雾霾，就要去煤炭化，把雾霾主要归结为煤炭，我觉得有点不公平，或者有点不切实际。”

中国的燃煤增加了，但是不是爆发增加的，雾霾却是突然爆发的。煤炭对“雾霾”的贡献不可否认，但煤炭本身不该成为众矢之的。范必表示，“对煤炭的使用，限制烧煤，我觉得不是最好的选择。要从全生产链来看，煤炭在开采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要解决开采环节中对环境的破坏，这样对结构的调整才是精准的，而不宜笼统的限制煤炭的使用“。

同时，范必认为，现在限制能源使用的措施有很多，而且都是以治理雾霾为主，比如限煤、限电、限汽车等。但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这些限制性政策作为公共政策出台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告诉公众，这种限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了雾霾，我们应该科学的论证不同能源形式的使用对于雾霾的产生有多大作用。能源的使用，是支撑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在限制能源使用的时候，特别要考虑到对于整个社会文明进步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

王立杰认为，“理性地看，至少20年内，煤炭在中国还是主要能源，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煤炭一定要清洁、高效利用，一个是高效发电，一个是新型煤化工，这是下一步的重点”。

遗憾的是，用煤不当一直是中国的弊病之一。中国目前的燃煤发电只占到中国煤炭年消耗量的50%，与集中高效利用相差甚远。剩余50%消耗于钢铁、冶金、水泥等行业以及小锅炉和居民家中取暖等，由于环保技术缺失，后者对环境的影响更为致命。

对新型煤化工而言，资金、技术、人才的投入要求都相当高，这三者的融合在中国尚不成熟，整个产业链发展缺乏科学合理指导，使资本陷入盲目和产业发展周期性泡沫，新型煤化工产业至今没有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结合目前中国能源消费结构的现实以及用煤不当的尴尬，王立杰提出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或许是中肯之言。

来源：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