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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降准落地,中国开启货币财政双宽松

2020/3/16 8:15:10       

3月13日央行公告称,将于3月16日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达到考核标准的银行定向降准0.5至1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4000亿元;此外,对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再额外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1500亿元。因此,本次降准共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

此次降准在预期之内,是前期政策宽松信号的靴子落地。早在2月24日央行副行长陈雨露称“近期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将进行年度动态调整”,2月27日央行副行长刘国强称“对普惠金融服务达标的银行择机定向降准”,3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称“抓紧出台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措施”。最近几次降准前,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都释放了相关的信号,而且从释放信号到降准落地的时间间隔通常在一周以内,因此本次降准已基本被市场预期到。

为何选择此时进行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普惠金融考核定向降准是每年年初的规定操作。大力推动普惠金融是近年来的货币政策重点工作之一,目的是让更多在获取信贷资源上没有优势的主体,比如中小企业能够得到贷款支持。2019年在央行和银保监会“两增两控”的监管压力下,普惠金融信贷大幅增加,本次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属于事后激励,也能推动银行进一步加大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

第二,释放中长期资金,为复工复产做准备。从2月官方制造业PMI创历史新低来看,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大概率会比市场主流预期更为深远,国内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后,加快复工复产是当务之急。在近两个月的停工、停产期间,一些企业的收入基本为零,即使是复工后很多企业的现金流完全恢复也需要一段时间,它们的生产经营对外源性融资有很高诉求。央行通过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有助于鼓励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等的贷款支持,帮助企业度过难关,缓释信用风险。

第三,降低商业银行综合负债成本,为实体降成本提供基础。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及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降成本是今年央行的重点工作之一。为推进这项工作,LPR改革加快,通过降MLF利率引导LPR报价利率下调,进而向贷款利率传导。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MLF余额不到商业银行总负债的2%,银行负债主要靠存款,但存款利率没有锚定MLF利率。也就是说,如果只降MLF利率,LPR利率和贷款利率随之下调,但银行的综合负债成本下降微乎其微。在银行息差被挤压的情况下,想继续压降贷款利率和银行加大信贷投放有难度。

对银行来说,降准释放的资金是零成本的,相比于调降MLF利率,降准在降低银行综合负债成本上的效果更为显著,这也是为何近年降准频率增加的原因之一。在银行综合负债成本下降后,笔者预计近期MLF利率将降低,3月20日的LPF报价利率也会下调。

第四,应对海外疫情扩散带来的冲击。新冠疫情在国内基本得到控制的同时,正在海外加速扩散,未来两三天海外确诊病例数有可能就超过了中国境内。近期媒体报道海外一些高管政要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笔者认为海外疫情的实际情况,比统计数据显示得更为严峻。

这也导致了近期海外金融市场的大震荡,3月12日9个国家的股票指数触及熔断,史无前例。资本市场在定价经济衰退,甚至进入危机模式。它至少会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到中国:一是海外风险资产大跌可能会对国内资本市场形成一定的扰动,最近有人称A股成为了避风港,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盘大跌后A股很难独善其身;二是对中国的外需构成极大打击,除了经济放缓后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减少外,历史经验还显示经济衰退后贸易争端也会变得更加频繁。

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内需放缓和全球衰退带来的冲击,加大逆周期调节。2020年货币、财政稳增长的力度都会加码,而本次定向降准开启了这种双宽松模式。

短期的政策重点在于创造有效需求。房地产作为传统的需求端稳增长手段,在居民杠杆率高位的情况下,放弃“房住不炒”调控总基调的概率不大。根据笔者测算,2016年-2019年国内商品房销售透支了15.7亿平方米,即使是地产调控放松,房地产对经济的托底力度也远不如2008年。

而制造业企业2018年进行了一轮设备更新,按6年左右更新一次的频率看,未来几年的设备更新需求可能都较弱。新增的制造业投资具有顺周期性,伴随着国内增长放缓、全球贸易环境恶化,加之制造业企业以民企为主,受疫情冲击更为明显,近两年新增制造业投资可能都没有大的亮点。

因此,由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成为短期托底经济的着力点。笔者测算在其他终端需求不变的情况下,2020年GDP增速达到实现两个翻一番需要的5.6%,全口径基建投资增速要到15%左右。

基建具体的投向上,新、老基建都不可缺席。近期市场对新基建讨论得比较多,代表了大家对经济转型的预期,但从投资规模看,它在短期稳增长中的作用有限。七大新基建方向2020年的投资大概在1万亿,只占基建总投资的5%左右。因此,稳增长诉求下传统基建项目投资维持一定增速依然很有必要,在推出大项目的同时,预计也会向环保、公共卫生服务和应急物资保障等领域倾斜。

基建扩张需要财政发力支持,但预算内资金投向基建的规模很可能没有增量。由于针对疫情的阶段性税费减免、2019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翘尾效应(大规模减税降费从2019年二季度开始,从同比角度看去年所出台的政策在今年执行,对一季度的财政收入是拖累),笔者测算即使是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也可能只是和2019年持平。而近年预算内资金投向基建的比例稳定在11%,在防疫、扶贫的压力下,2020年投向基建的比例也很难提高。

因此,稳基建的重点在于广义财政扩张:

一是增加土地出让收入。3月1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省级政府获得耕地转性的授权后,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化工作将加快。省级政府可以在辖区内通盘考虑,通过置换等方式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向人口流入城市倾斜,省会等城市的建设用地供应能力上升。而增量建设用地指标和人口流动趋势相匹配,建设用地能够获得更高的出让价格,有助于增厚土地出让收入。

二是新增专项债扩容。如果今年新增专项债额度提高至3.5万亿、投向基建的比例从2019年的不足三成提高至七成,专项债投向基建相比于2019年将有1.8万亿的增量。

三是政策性金融加大对基建的支持,主要是国开行配套贷款。2月2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发挥好政策性金融作用”,今年有可能通过PSL来加大对基建项目配套贷款的支持。

货币也将加大宽松力度。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宽财政(给予金融机构充足的流动性,应对地方债和国债供给增多、基建带来的融资需求提升等)。另一方面是激活人民币汇率的宏观调控作用,在全球竞争性宽松的浪潮下,国内货币政策基调若偏紧,在财政刺激下,国内利率可能处于较高的位置,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容易出现大幅升值,在外需萎靡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升值将使国内企业的需求进一步下滑,削弱财政稳增长的效用。

笔者预计今年4月到5月,会实施一次全面降准,判断这一时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近期复工开始加快,在没有发生境外输入病例导致国内疫情二次爆发的尾部风险下,4月份生产可能基本得到恢复,企业的融资需求会进一步扩大。二是预计两会将在4月召开,确定今年的赤字规模和新增专项债额度,此后国债和地方债发行加快,这需要货币宽松配合,避免债券供给上升后对市场流动性的冻结。三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发布计划,一季度GDP增长数据将在4月17日公布,毫无疑问它会大幅回落,甚至可能为负,无论是稳增长还是稳定市场信心,都需要央行采取行动。

总结一下,本次降准在预期之内,目的包括给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提供正向激励、为复工复产提供资金支持、降低商业银行综合负债成本和应对疫情海外扩散的冲击。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内需放缓和全球衰退带来的冲击,本次定向降准开启了货币和财政的双宽松,财政稳基建力度将加码,货币政策也会加大宽松力度,预计4月到5月将实施一次全面降准。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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