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必须承认的现实就是，经济重型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２００４年中国国民经济依然快马加鞭，昂首前行，前三季度ＧＤＰ同比增长９．５％，比上年同期加快０．６个百分点，国民经济步入高增长通道的特征非常明显，其中重化工业的超常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重化工业在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问题也随之而来。
吴敬琏在他的否定“重型化”经济的文章中指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将导致的最重要的负面影响就是能源危机和就业问题。而厉以宁在回应吴敬琏的同时也建议，要在重化工的发展过程中加强技术创新，减少能源消耗。
吴敬琏举例说，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地区之一的浙江，发展最好的是中小企业，但近年来努力向重工业转型，支持发展大企业，其经济飞速增长的背后是对水、电、煤、油等基础性资源的掠夺式利用。结果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浙江在短时期陷入大规模的资源短缺危机，而过去一直很好的就业情况现在也不行了。
据悉，由于缺水，浙江不得不大量开采地下水，直接导致地面下沉。到２００３年底，宁波市的沉降区域总面积达１７５平方公里，宁波整个市区已成了一个巨大的碟形洼地。不仅是水，电力也是如此。２００３年，浙江遭遇了严重的“电荒”，成为全国拉闸限电范围最大、缺电最严重的省份，目前仍是“开四天停三天”，以至在浙江的许多工业重镇，每家商店门前都放着一台发电机。而由于缺水、缺电，浙江企业成本飙升，出口订单无法完成，外商开始考虑撤资，一些企业已经被迫外迁。专家认为，事实上，浙江模式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极限，这一模式的危机也对中国的“世界工厂”经济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经济模式的转型已经是当务之急。据浙江省的估计，２００３年“非典”对浙江经济的影响大约在０．３个百分点，而电力短缺、拉闸限电导致的ＧＤＰ损失是０．６个百分点。
就全国而言，高耗能产业不可避免地加重了能源、重要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瓶颈的压力。受部分高耗能产业盲目扩张影响，２００４年我国能源供应空前紧张，全国有２４个省（市、区）级电网先后出现不同程度的拉闸限电，夏季全国电力供需缺口在３０００万千瓦以上。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朱敏认为，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自然资源的供应即将趋近极限。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中，属于中国的环节是制造业，这本身就是一个对自然资源需求量极大的产业，再加上利用效率低，导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过快。近一年多来出现的电荒、油荒、铁矿石荒现象实际上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如果我国要实现２０２０年ＧＤＰ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又要保持现有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４～５倍；如果想进一步明显改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８～１０倍，这种设想显然是不现实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分析指出，美国在其发展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可凭借其强国地位，从全世界掠夺能源和重要原材料，而我国一方面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和平共处原则，另一方面目前发达国家已主导世界经济秩序，在国际经济往来中我国必须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而且是在有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等机构进行干预的情况下进行这种交易，因而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进口成本和消费成本较它们高。同时，所有这些能源和重要原材料都对交通运输有巨大的需求，而交通运输的发展受资金、土地和技术等因素的制约，非短期内可以很快发展起来，因此交通运输紧张就成为重化工业阶段的重要特征。
他也认为，重化工业阶段将会出现就业岗位的持续紧张。由于重化工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虽然对ＧＤＰ的增长贡献较多，但创造就业岗位和吸纳就业的能力却较低。与轻工业或第三产业主导发展阶段相比，重化工业阶段容易出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同步的现象。在许多重化工业企业中，机器化和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无人操作的环节和空间越来越多，对工人知识和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所有这些都不利于解决就业问题。据统计，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０．５万个就业机会，只及轻工业的１／３。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ＧＤＰ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安置３００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７０万人。
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业内专家的看法是一致的：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生态环境质量为代价的。由于高耗能产业的发展，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面临巨大压力，一些能源产区的大气和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尤其农田化肥农药污染、重金属污染、土地荒漠化、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等现象日益严重，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１／３。据统计，２００３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就占ＧＤＰ的１５％。
另外，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最近一份内部研究报告从安全生产的角度显示了对目前中国工业重型化和ＧＤＰ增长方式的忧虑。报告指出，工伤事故死亡指数与ＧＤＰ及其增长方式影响的能耗需求密切相关。如全国煤炭具有安全保障的生产能力仅１２亿吨，而实际产量却高达１９．５亿吨，近期煤矿重特大事故频频发生，能耗的超额需求不得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