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经济形势来讲，首先电力的发展和宏观经济形势是密切相关的，电力的需求在于宏观经济的运转，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有效的宏观调控应该做到提前预警，适时、适度地采取一些调控措施，会比出现了问题再去调控好得多。电力部门、国家宏观经济部门都要把握好经济运行的波动规律。
第二是中国到现在已经全面国际化了，中国在整个国际市场当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应该有一个重新的审视过程，我们是不是用低的劳动力，甚至是用血的和生命的代价来支撑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是承受不起的。
迄今为止，我们也没有能源约束概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按照我们年产20亿吨煤的开发速度计算，我国煤炭资源还可开采80年，如果再翻一番的话，只够开采50年；现在水利资源已开发了1个亿千瓦，还有的潜能是两个亿，经济开放量也只有1个亿，剩下我们还能搞什么？所以中国的资源就决定了是以火电为主，水电为辅。
电力短缺也暴露出电力体制中的许多问题，比如规划的问题。原来电力规划是没有战略的规划，所以规划常常是滞后的，而且也缺少严肃性。原来的判断“十五期间的国民经济增长间增长7％，电力增长5％，按照这个速度现在电力增长15％，只及三分之一，所以地方政府不建违规项目才怪呢。我们的规划没有超前性、科学性，怎么能够指导现实，这就是一个问题。
电力改革非常强调电力资源在大区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但目前还是坚持省之间的平衡，限于行政壁垒，资源要素得不到充分流动，在这种前提下的电力规划也是不科学的。从电力来讲按照6个区域来加强区域规划是非常必要的。在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促进了投资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但仅仅将原来的审批制改成审核制，权力过于集中，仍然不会改变主观判断的失误。在市场条件下，有必要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做出明确界定，国家如何来调控市场、市场如何引导企业，国家到底管什么，这个事情要搞清楚。如果将一个比较明晰的产业政策及市场信息能够及时向社会公布的话，有许多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的完全，或者让地方政府或投资主体自己来安排。国家主要关注涉及到跨省、跨大区、国民经济重大的水电项目、核电项目，市场和地方可以解决的没有必要再集中审批。
电网和电源也要协调发展，当前要加大对地方投资企业的监管，防止电力项目的盲目投资。有些是跑了很多马，圈了很多地，如果没有和电网相衔接，虽然装机上去了，电网建设跟不上，同样会出问题。
电力市场化的改革包括三个方面，即厂网分开，主辅分离，竞价上网。基本思路是管住中间、放开两头，首先在发电环节实行竞价上网。然后进行输配分开，在配售电环节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在电力短缺的情况下，更应加快改革进程。只有塑造出多家买方和多家卖方的市场主体，建立发电方和售电方的直接交易关系，才能建立有效的电力市场运行机制。才能真正把电力变成一种商品。让它在市场中有一个自我调节的过程。
电力改革需要宏观层面的配套改革，政府要进行重新定位，要充分发挥监管部门的作用，要改变传统的依靠行政手段的管理方式，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依法监管。电力问题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电力改革也涉及到体制创新的方方面面。需要通过体制和制度创新妥善解决中央与地方、东部与西部、电源与电网、水电与火电、供给与需求等方面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电力改革和发展问题，为我们出谋划策，共同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改革确实是一场革命，阻力很大，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结构失衡造成煤电紧张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对这一轮增长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两点：一个是由于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形成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第二是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微观主体的活力进一步增强，这是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从消费结构来看主要是住和行的起动，带动了住房、汽车这样一批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的发展需求量也是很大的，这也是钢材的需求量今年增长到2．8亿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个背景下经济体制的变化使得微观主体能够承受市场风险挑战的能力增强了。很多民营企业开始发展起来，相对国有企业来看他们对于风险损失、破产损失的承受能力比较强，能够为自己的破产买单，而国有企业实现不了这一点。这样一些企业数额的增加，包括在这两年投资总额增加很快，民营企业投资这一块是不可忽视的。微观主体挑战市场风险能力的增强和发展空间的扩大是新一轮增长的两个基本动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结构变动的烈度非常高。这和重化工业本身的特点联系在一起，投资比较大、周期比较长，库存水平跟其他行业相比较是很高的。从原来吃穿用的最终消费品转到汽车、住房这样的最终消费品和中间材料工业之间的产业关联系数改变的是比较大的。盖一栋楼需要的钢材和生产一个轿车需要的钢材、生产一辆轿车需要的钢材和生产电冰箱的钢材数量是非常不一样的。而对能源的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产业升级带来制造业结构上的变化，完全被打破了。在结构剧烈失衡的情况下各个行业之间的缺口拉得很大。也是煤电紧张的基本原因。另外一个方面是低成本扩张，我们国家在非农用地是国家拥有的，在征地过程当中初始价格很难和国家来讨论，所以土地的发展成本和土地私有的国家相比是非常低的，这也是支持这一轮增长的很重要的原因。工业化成长的同时，内容集中在城市发展，汽车产业、工业产业等等，所以这个工业规模的扩大带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城市化的加速对土地提出了很大的需求。从去年到现在我们第一次调高存贷款利率，以前一直是比较低的水平，资金价格比较低，从资金要素来看也支持了投资过快的扩张。一个由于结构的失衡导致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是土地和资金的低成本，使得增长达到了更加猛烈的状况。整个重化工材料工业起动之后投资带动投资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会对电力、运力、煤炭等等方面产品的供给提出一个很大的需求。为了减少经济增长的震动，减少价格的剧烈上涨，应该在基础产品发展方面有一定的弹性，留出一定的余量。怎样把它和电力体制，包括煤炭的开采、生产的体制、机制结合起来来考虑。在一定的电力能力过剩时这种电力体制改革怎样来设计，怎样能使一部分电力能力能够保留下来，包括煤炭的能力现在也应该做考虑。作为“十一五”规划的目标。今后重化工业、新一轮大制造业大的结构变动做好一个基础性的安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个方面是货币政策调控的水平、调控机制要尽快加以完善。明年在需求拉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怎样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水平，现在是要考虑了。从这一轮增长潜力来看，在应对有的方面需求严重过热时也要准备好，包括电力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在货币政策、总量稳定方面更多使用市场经济的做法，比方说现在利率开始发挥作用了。
再有是市场准入标准，社会性的规则要尽快地建立，现在是经济规则比较多，哪些产业规模多大也需要一个部门审批，今后这个规则主要是对社会公共的规则，包括污染方面的标准、安全生产方面的标准、必要的技术标准，这些要建立起来。这些标准要向社会公布，提高它的透明度，要双向监督。我这个项目达到这个标准，政府没有批是你违法。我没达到标准，我去上项目是我违法。这些标准建立之后对于控制现在的污染、资源浪费、安全生产等等是一个根本性的措施。还有的是体制、机制的弊端，投资体制、金融体制、国有资产管理和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包括资本市场发展等等，这些方面的改革也应该加快。总而言之，要通过增强技术设施能力、稳定总量环境、完善规则、消除体制机制弊端，来使得这一轮增长当中的问题得到控制，增长的势头能够持久地保持下去。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他们进入到建筑业、汽车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过程使很多国家都失去了好几十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国家处在战略性的发展机遇期，要把这个增长的势头保护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