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泉在河北省蔚县进行调研时，还了解到当地煤矿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易名换姓者越来越多。以2002年一被淹小窑为例，事故发生时，黑金山煤矿的矿主名叫辛银锡，而该矿原是蔚县南部山区经济开发中心的集体矿，1995年领的采矿许可证，几次易主才到了辛银锡名下；大树涧煤窑的矿主名叫李茂财，原来也是集体煤矿，后来转给了国有下花园煤矿，下花园煤矿又转给了一个私人老板……而李茂财本人则至少是该矿的第四任老板。
小煤窑为何易名？一是转让采矿权，把原来属于集体的变相承包或是卖给了私人；二是因种种原因，原来的小煤窑关闭，用同一个采矿许可证在邻地开新窑；三是为逃避有关部门的检查，随意更换矿名。更加让人惊奇的是，去年底，从太原传出这样一则新闻，警方拘捕了一个制造、贩卖假采矿许可证的犯罪团伙，只要花上几千元甚至几百元，非法窑主就可轻易“拿到”所谓煤炭开采的有效证件。
记者调查得知，一些小煤矿主用钱买到煤矿经营权之后，又将其转包出去，新的承包者又将其转包出去，每层转包者在转包过程中盘剥，如同剥葱一样，越剥越细，到最底层承包者，吨煤利润已所剩无几。煤矿层层转包还导致了安全责任悬空。煤矿发生了小事故，由最底层的承包者来负担，发生了大事故，矿主一逃了之，把包袱甩给了地方政府。由于一味向“钱”看，小煤矿根本谈不上安全生产管理机制、管理理念、管理组织形式，安全工作更处于失控状态和“青黄不接”时期。这种情况下，不发生事故是偶然的，发生事故是必然的。
“小煤矿是‘能人’矿，每个承包的小煤矿背后几乎都有‘保护伞’”。一位长期从事煤矿安全管理的人士对记者说由于“保护伞”的存在，使得对事故责任追究的惩罚力度不够；由于惩罚力度不够，使非法生产的小煤矿主产生了更强烈的侥幸心理，并导致悲剧一再重演。只有推倒非法小煤矿背后的“保护伞”，才能解决小煤矿屡关不停的问题。
山西煤炭局的一位官员却在电话中这样告诉记者：如果要全按照“文件”执行，煤矿关完了，咱这么多人的煤炭局去喝西北风？另外，对于一个产煤大市来说，财政收入也占相当大一块，地方上也不想关闭。现在销售形势好，煤价好不容易从四五十元上涨到一百四五十元，人家矿主投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挖个井，刚见效益就给封了，也不现实……
瞒报和私了给你248让你“来世发”
按理说，事故发生后，矿方应迅速组织抢救并上报，但许多小煤窑主却想方设法消灭痕迹，欺上瞒下。与此同时，一些嗜财如命的人也在助纣为虐。
据国家有关部门透露，湖南省耒阳市境内小煤窑2001年共发生死亡事故42起、死亡71人，而当地全年上报到省里的事故却只有死亡事故2起、死亡10人。瞒报现象在其他一些产煤县市也较为普遍。从1998年至2002年5月，山西省河津市共发生14起煤矿事故，死亡95人，其中有7起被瞒报，瞒报死亡人数84人。经运城市公安局初步调查，这14起煤矿事故中，有瓦斯爆炸、冒顶、放炮、坠罐、物体打击等类型，其中1998年发生4起，死亡5人；1999年发生2起，死亡5人；2000年发生7起，死亡64人；2002年5月4日富源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死亡21人。这些事故中，有5起28人死亡被瞒报；隐瞒重大情节的有两起，56人死亡瞒报。
据记者了解，地方瞒报安全事故的原因多为逃避上级政府监管和法律责任。
一方面，地方煤管部门顾忌“政治影响”，不敢报。在现行管理体制下，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市县对安全生产的量化要求就是，层层下达安全指标，即工伤死亡人数控制线。如吕梁地区中阳县一乡镇煤矿出事之前，矿长早被告知，全县若再死一人就超指标，全县所有煤矿就都得停产，矿长当然觉得“责任重大”。心领神会之余，出了事就不上报。还有的县市主管部门为了不超指标，竟然与矿主联手谋划瞒报，制造假现场。
另一方面，矿主承担事故处理费用高，不愿上报。事故发生后，小煤矿要停产，业主要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经济处罚，要做死亡矿工的善后处理，支付亡属抚恤费用。以吕梁这个贫困地区为例，每死一人，上报处理后，约需支付各种费用5万元左右；而瞒报事故，仅需付亡者家属一笔抚恤金，三两万元甚至万把元即可“打发”。发生死亡事故后，窑主往往采取付抚恤金跟死者家属“私了”的方式平息事端，金额从1.5万元至2万余元不等，多的可达2.48万元，谐音“来世发”。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了一个更让人揪心的事：在晋陕黄河大峡谷陕西一侧的韩城市，竟有一个地下的“事故善后处理中心”，人命关天的大事在这里以金钱交换的方式“软着陆”了。心比炭黑的小窑主们总想在法律的天网上测一测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