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石油、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日益走入千家万户，成为当前能源工业的宠儿，而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近70％的煤炭产业却一度被视作浓烟、粉尘、污水的代名词。分析人们走入误区的原因，既有主观思想的认识问题，也有传统意义上将高硫高灰的煤炭直接燃烧而导致的恶劣影响。
为此，国家在出台有关政策禁止直接燃烧原煤的同时，一批有识之士也纷纷致力于洁净煤技术的开发及应用。在以煤质高硫高灰为特点的山城重庆，科研人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此项技术，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时至今日，由于种种原因，洁净煤技术始终未得以真正推广。
似是而非的环境美景
重庆市工业产值占生产总值的70％以上，能源消耗以煤为主，其中90％的煤炭为含硫大于3％的高硫高灰煤。由于原煤直接燃烧，西南地区的空气质量及生态环境都遭到了极大破坏。据不完全统计，以年耗煤1800万吨计算，重庆每年有90万吨二氧化硫、30万吨烟尘排入大气。
近两年，为改善“雾都”的空气质量，重庆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如关井压产、引进先进的烟尘处理技术等；2000年，重庆还投资8.7亿元，在主城区实施以“煤改气”为主的清洁能源工程，将小于10吨的燃煤锅炉及全部的茶水炉改造为燃气炉。
这些办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事实上，大量二氧化硫及烟尘无控排放的根本现状并没有改变。在非主城区，由于成本低廉，许多企业依然在大量购买小煤窑的原煤直接燃烧，从环保部门购买的除尘设备也仅仅是个摆设。周边区县空气污浊，主城区自然环境屡受危及，环境质量难以改善。
另一方面，对工业锅炉“煤改气”的做法是否经济可行，有关人士也提出了异议。专家指出，重庆市天然气储量2700亿立方米，仅相当于5亿吨煤炭，最多30年全部消耗，直接燃用是否可惜暂且不论，若到时资源枯竭，能源消费将何去何从？
举步维艰的煤企现状
干坝子选煤厂是重庆南桐矿务局下属的群矿型选煤厂。矿井煤质含硫分灰分较高、泥度稀等自然特点一度令他们头痛。从1997年开始该厂的技术人员引进了浙江大学“炉前成型”的专利，并掺混自身研制的有高温固硫添加剂的洁净粉尘，致力发展“动力配煤＋洗选脱硫＋炉前成型＋炉内固硫”组合技术。含硫4％的高硫煤经过处理后可以降到含硫1％以下，同时节煤27.37％。
目前，这种洁净煤已在重庆棉纺织二厂、綦江齿轮厂等11个单位的18台燃煤锅炉上实际应用，并推广到广西柳州市，虽然燃烧效果、排放标准、节能水平等指标都十分理想，但每年2.5万吨的销量却始终未能突破。
何青松厂长告诉记者，洁净煤之所以难以推广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国家对燃煤排放标准的统一划定，无形中加大了西南地区煤炭的洗选成本，加上非主城区运输限制，一些国有企业觉得代价太大，不如购买小煤窑的煤炭直接燃烧划算。二是政府管理力度不够，对发展洁净煤技术无政策支持，致使部分企业仅购买一两套设备应付环保检查，看不到节煤的真正优势。此外，在主城区，“煤改气”工程抢占了10吨以下燃煤锅炉的广大用户也是洁净煤市场疲软的重要原因。
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在重庆，将10吨以下锅炉全部改用天然气，在投资8.7亿元的基础上，用户将多支出燃料费4.36亿元，而采用洁净煤技术，只需投资2610万元，增加运行费用2720万元，其减少的二氧化硫含量便可以达到“煤改气”的80％以上，同时这种做法也可以从根本上遏制小煤窑的死灰复燃。
大力发展洗选加工业是实现煤炭工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在重庆，5大国有重点煤矿的选煤厂都面临开工不足，经营困难。业内人士指出，若全部选煤厂都能正常运营，政府不需花费一分钱，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将在目前的基础上下降一半以上。
喜忧参半的工业未来
我国在1995年前后，把洁净煤技术作为科技攻关的主要课题。几代工程技术人员呕心沥血在洗选加工、燃烧控制等方面开发了多项技术。1997年，杭州市政府在治理主城区的燃煤污染时，以炉前成型技术为基础，配套发展配煤系统，从而把设备、加工、固硫、燃烧排放联成了有机整体，取得了显著的环保、节能效益。
一段时间内，杭州市政府曾要求4吨以下的锅炉都改油或改气，但改造了的企业都有“烧油等于烧钞票”的思想。在洁净煤配送工程的环保效果显现之后，政府明文规定，小于2吨的锅炉使用低硫轻质柴油、电、燃气，大于等于2吨的锅炉使用洁净煤。在上海，也曾进行过类似的政策调整。
使用洁净煤的好处显而易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