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炒煤团”大举进军山西，目前已控制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包括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年产量是山西省煤炭年产量的1／5，也就是全国煤炭年产量的1／20。同时，大批温商还大量涌入陕西、山东、宁夏、贵州等地，对煤矿大把撒钱，大片撒网。(《21世纪经济报道》11月25日、29日连续报道)
如何看待温商“炒煤团”？前几年，吸引温州人来投资煤矿，是山西各地招商引资最为津津乐道的事情，可如今，他们惊呼：用不了多久，温州商人会控制60％的产量，而不是当前60％的中小煤矿，到那时，山西人将丧失自己在区域竞争中的优势。
读着温州“炒煤团”的新闻，笔者一方面希望温商的到来能帮助当地群众尽快走上富裕路，带动当地人进一步转变观念，激发内在创造力；另一方面，笔者更深深担忧，一旦挖完了煤，资源枯竭，温商带着鼓鼓的钱包一去不复返，当地百姓今后靠什么生活？
这种忧虑绝非杞人忧天。《南方周末》曾报道，云南省的东川，是世界“东川式”铜矿的代表地，随着资源不断枯竭，不得不撤销了地级市建制，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矿竭城衰”的第一个实例。还有资料显示，我国20世纪中期建设的国有矿山，有2／3已进入“老年期”——440座矿山即将闭坑；390座矿城中有50座城市资源衰竭，大批下岗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受到影响。是啊，资源型城市一旦资源枯竭，剩余的是什么？大片土地不断沉陷，平坦的路面可能随时张开大口吞噬掉生命；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大批职工下岗……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资源型城市未来着想，必须未雨绸缪，早做准备。然而，温州“炒煤团”不会考虑这些，他们来投资的目的是获取最大利润，当地的生态、当地人的前途，与他何干？这也是资本两面性的典型表现。
作为各级政府，却不能不考虑这些。2003年春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来到阜新，在720米深的矿井下和矿工一起吃饺子，共同探讨资源型城市的出路，《中国新闻周刊》也以《温家宝图破“矿竭衰城”》为题，向人们阐述了中央的重视和决心。然而，由于体制、机制、政绩考核等诸多因素影响，确有一些人，从眼前出发，只求本届有政绩，不给下届留财富，花光用光，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益。
出路在哪里？专家们献计献策：对资源型城市及其官员的考核，不以GDP论高低；改革税费体制，开矿者必须为矿区的明天支付更高的成本；集约精细开发，用科技拉长资源产业链，使其高效利用；多元化经营，在资源丰富时期就为转型打好基础，等等。可见，要打破资源型城市的宿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显得异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