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上午11时，陈家山煤矿副矿长郑富民从出事矿井口往办公楼走的时候，一些矿工家属将“给不出说法”的郑富民团团围住，并“一阵拳打脚踢”。随后被民警拉开劝说，家属们久久聚集在办公楼前要求煤矿出面解释事故原因并明确死伤者身份和名单。下午5时左右，矿工杨本强的家属冬战峰等5人在去陈家山煤矿工会办公楼处设立的家属接待站后，却不见有人接待。冬战峰问食宿问题怎么解决，工作人员说不解决。冬战峰立即将接待站的牌子砸坏。(据11月30日《成都晚报》)
看到这则新闻，我如许多人的反应一样，不知说些什么好了。这时候离矿难发生已有近40小时，煤矿方面居然还未能公布死伤者名单，工会居然对矿难者的家属如此冷漠，这时候，矿工家属的“拳打脚踢”和“砸坏牌子”恐怕已属万分理智和客气了，如果再不关注矿工家属的需要和情绪，甚至背道而驰地用上七分冷漠三分无情的态度来对待矿工家属，造成事态扩大恶化的后果谁来负责？凭什么煤矿方面如此对待矿工家属？又难道一问三不知就是应有的态度？
想起前些时候国家有关部门对国内生产安全事故频发的原因时称，从国际上看，人均GDP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是安全生产事故的高发期，具有不可抗性。针对这种解释，世界最大的黄金矿业公司之一普拉塞尔多姆首席顾问魏有志博士表示，生产事故多少和经济发展阶段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是人的理念和对安全的重视程度。他举例说，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大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在最欠发达的国家都有生产业务，但是他们的生产安全并没有受到经济阶段的影响。
面对着一轮又一轮的矿难，人们除了悲伤无话可说，但一些政府部门绝不能因而变得麻木，自欺欺人地以为这是发展中国家必经之路，付出生命的代价理所必然———如果真是这样，无疑是深深的悲哀。政府部门必须摆脱以GDP决定生产安全与否的迷信，重视魏有志博士等有识之士振聋发聩的声音，彻底清查、研究矿难到底有多少是不可避免的，到底有多少是人祸造成的———不过答案也许早已在每个人的心里。
从“一问三不知”到“不解决”到“不可抗性”，我们看到的是麻木和冷漠，更可虑的是，这麻木和冷漠似乎是可以传染的。只是不管怎样，我不相信，一个崇尚“愚公移山”精神的民族会连小小的矿难事故都预防不了，只怕还是缺了“认真”二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