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贵州桑莱特公司总经理孙为国再一次来到黔西县,受省政府委托,从今年9月到12月,该公司将从黔西、大方、织金三县调运55万吨电煤作为储备,供黔北电厂应急之用。然而,到当天为止,该公司从三县仅调出电煤16万吨。
为此事着急的不仅是桑莱特公司,我省最大的火电厂黔北电厂(总装机170万千瓦)因电煤库存不足已多次告急。
黔北电厂缺煤只是我省电煤紧缺的一个缩影。目前,我省部分电厂存煤量不足一天,全网统调火电机组因缺煤停机减负荷最高时已超过220万千瓦,1至7月仅因缺煤就少发电36亿千瓦时,影响全省生产总值180亿元。此外,煤质也严重影响火电厂的发电能力。据介绍,由于劣质煤问题,每天影响20万至40万千瓦的火电发电能力,这相当于一台大型机组停运。
贵州是产煤大省,难道真的缺煤吗?
电煤结构的特殊性与供应的区域性
对于这个问题,业内人士认为,首先要搞清电煤结构的特殊性和供应的区域性。
目前,毕节地区共有煤矿524处,总规模为1956万吨/年,在建矿井60处,总规模1869万吨/年。区内的黔北电厂、纳雍电厂满负荷运转时日耗煤分别为1.7万吨、1.2万吨,全年总耗煤1000万吨左右,从煤矿总产量与电厂总消耗量看,煤炭并不短缺。毕节地区开采出的煤炭分块煤和粉煤,量比各占5成,电煤主要以粉煤为主(粉煤价格低又能满足发电各项指标的需要),不足时才以块煤补充(块煤的价格高将加大电厂的经营成本),这就构成了电煤结构的特殊性。
黔北电厂电煤主要来源于乡镇煤矿,到厂价定为136元/吨。到厂价构成结构为煤本费(坑口价)+税费(煤矿所在地征收的税费)+运费+税差(运输环节产生的税)。在此公式中,销售价格(到厂价)固定,税费相对固定(各县不同、县内一致),而运费由于运距的不同成为一个变量,这一变量与税费一起决定了煤炭坑口价(与矿主收益直接相关)。另一方面,销售价格(到厂价)的固定,决定了运费这一变量理论上的最大承受值,也就是可供电煤最大的范围(运费单价相对固定)。以黔北电厂电煤的到厂价136元/吨为例,税费按30元/吨为标准,运费单价按市场平均价0.9元吨/公里计算,离电厂远10公里,矿主每吨煤将少收益9元,而矿主收益为零时,也就是理论上可供电煤最大范围为117.7公里。如果按电煤目前市场最低价位(坑口价)80元计算,可供范围仅为28公里,这一范围还不能覆盖黔北电厂所在金沙县的全境。金沙县日产煤在2万吨左右,粉煤有1.1万吨,即使全部供给黔北电厂,其电煤每天的缺口仍有6000吨。金沙周边大方、织金、黔西三县日产粉煤超过6000吨,如果要三县向黔北电厂供煤,可供范围超过100公里,这就意味着每吨电煤的到厂价将超过200元。
从全省范围看,1至10月,我省煤炭产量完成7110.61万吨,全年原煤产量可力争超过9000万吨,以明年我省电煤总需求3800万吨计,煤炭供给也不应成问题。由此,业内人士认为,电煤的不足应表达为:在价格一定的情况下,可供范围内电煤的不足。
电煤价格上扬能否解决供需矛盾
有人认为,由于新建火电厂的配套煤矿建设滞后,贵州“大煤保大电”的格局一时难以形成,要解决电煤供需矛盾,关键在于电厂能给一个什么样的价。
持此看法的人士还算了一笔账,以发电企业的上网电价0.235元/千瓦时为基础,标煤以最高500克发1千瓦时电计算,一吨煤至少可以发电2000千瓦时,销售收入是470元。通常电煤成本占发电成本的75%,统配煤每吨155元(我省现阶段电煤的指导价为国有重点煤矿:155元/吨、新建大中型矿井:138元/吨、乡镇煤矿到厂价:128元/吨),加上30元运费及其他成本,每吨煤电厂获得的税前利润为221元。他们认为只要电厂能压缩自己的利润空间,煤电利益之争就不难解决。
有的市场人士对上述看法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煤电各方的利润空间可以调整,但由于电煤品质的特殊性和可供范围的有限性,决定了电厂单方面涨价不能缓解电煤紧张局面。抛开电厂盈利空间不谈,让电煤价格与市场接轨,我们会发现,电煤可供范围内分布着与电厂争夺资源的许多“煤炭需求点”,因为运距的优势,这些“点”相对电厂拥有对资源更强的控制力,在整个煤炭市场需大于求、可供范围的核心部分电煤供应不足时,电煤提价只会导致煤价的整体上涨,而且,电煤价格无法赶上市场价格。
在黔西县,8月份粉煤的市场价格维持在60至90元/吨(坑口价),主要销售方向是贵阳和本地一些蜂窝煤厂。桑莱特公司进入黔西收购电煤后,造成了粉煤的相对短缺,目前,桑莱特公司电煤的收购价为56至90元/吨(坑口价),已平了8月份的市场价,而当地11月份的粉煤市场价已上扬到110至160元/吨(坑口价)。桑莱特公司进入大方、织金收购电煤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因此,这部分人士认为,要长久解决电煤供应问题,要靠加快可供范围核心部分煤矿的建设。
煤电博弈背后的各方利益诉求
然而,贵州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形成“大煤保大电”的格局,当前,如何缓解电煤瓶颈呢?有关人士认为,为了降低行政成本和取得效益,首先要搞清煤电博弈背后各方的利益诉求。
其实,参与煤电博弈的远不止煤电双方,政府、煤炭经营公司在其中也充当着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