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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油运输瓶颈考验宏观调控(二)

2004/10/14 0:00:00       
    由国家发改委主持召开的一年一度的电煤订货会正是政府管制的一个基本手段,每年绝大部分的电煤供应合同都会按照当年确定的电煤指导价签订完成。自2003年以来,这一交易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中国现有的资源条件下,电和煤已经成为能源供应链上相关性和依存度相当高的产业。煤在电的成本中占到50%以上。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电力紧缺的加剧,煤价看涨。煤炭企业认为和市场煤价相比,电煤指导价过低,不愿成交。但电力的价格由各级价格部门掌握,没有弹性。变化的煤炭价格遇到了无法自由调控的电价,就导致带有深刻体制差异的电煤之争,常常在供需紧张的时候爆发。
    电煤价格与煤炭的市场价差确在逐年加大,当初国家对合同电煤的指导价为每吨比市场价低10元,之后由于市场煤价的不断攀升去年已经扩大到30多元,而现在其差额高达100多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原煤出厂价格按月同比分别上涨8%、9.3%、10.9%、13.9%、15.1%、18.2%,其增幅一直呈现上升的态势。其中,2月、5月原煤出厂价格涨幅,分别比上月升高1.3和1.2个百分点。
    2003年的订货会,发改委同意煤炭涨5元,遭到电厂抵制,结果只签订了30%的重点合同;2004年,在发改委同意煤炭每吨涨价12元,铁道部和交通部副部长分别压阵的基础上,也只签订了40%。
    为了疏导电煤矛盾,国家连续调整电价以抵消煤价上涨对电力发展的影响;但是"计划不如变化",电价的调整尚未到位,煤炭的价格就又涨了。伴随着煤、电紧缺的形势,电和煤的价格轮番上涨,成了中国经济生活中难解的怪圈。
    另一方面,原油期货贸易权没有放开,价格风险被两大石油公司全部甚至加倍转嫁到国内消费者身上。高企的油价成就了两大石油垄断公司的惊人利润。上半年全球油价上涨50%左右,两大石油公司利润达到600亿元。
    当前的瓶颈制约导致价格的进一步抬升。今年煤炭价格已暴涨逾50%;发改委已经三次宣布提高电价;而随着国外油价的狂飚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已三次上调,平均每次涨幅8%。然而,由于涨价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所操纵,资源配置的效率仍无法提高。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提出,在大多数产品已经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情况下,国内能源价格受政府管制或干预,油、电、煤、运价格的变化没有充分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和近来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这种价格扭曲人为地降低了重、化工业的投资和生产成本,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这些部门的投资扩张。
    在垄断的格局下如何开放
    由于四个基础价格没有理顺,相关价格虽然同时飚升,各行业对于国家一手包办的价格并不买账,频频发生的煤电运之争,昭示着煤炭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和其他基础行业的改革与价格放开,已是十分迫切。7月17日,电监会在呈报到国务院领导的专报信息中称,煤电运之争"不是资源问题,也不是运力问题,而是价格秩序失控"。
    中央政府也已下决心走出这个怪圈。7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考察国家电力调度中心时强调说,要尽快实施与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妥善处理煤炭企业与电力企业的利益关系。8月11日,温家宝总理特别为煤炭供求召开国务院会议,要求理顺煤电价格,尽快形成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鼓励煤电联营。
    在大多数专家看来,国家对煤电油运的价格管制未能及时反映市场需求变化,是形成资源瓶颈的主要原因,因此放开管制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但何时、怎样放开仍不无争论。
    一个疑问是,从市场结构来看,可竞争市场才能放开价格,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之下,不得不实行管制。现在,除了煤炭是可竞争市场,电、油、铁路都是垄断或者寡头结构,放开会不会造成价格过分上升?而且放开能否有效抑制制造业的增长势头?煤电油运行业前些年投资不足形成的供给缺口,在短期内能否填平?
    寡头结构带来提价风险的一个例子是石油:理论上,中国一般以新加坡、纽约和鹿特丹三地为基准市场来制定国内成品油市场价,但近段时期价格的实际调整幅度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基准,致使成品油价格的涨幅落后于国际价格。这是造成短缺的原因之一。按照这种定价方式,每次拟定的价格都会持续一段时间,才发生变化。
    因此,如果在过去三个月内的国际油价比较高,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国内油的定价也会很高。现在买进,就不会担心赔钱。相反,如果前三个月油价走低,就意味着下一步成品油也会调低,那么买进就会面临低价风险,除非企业认为这个价格已经下降到了谷底。价格越高的时候,两大公司(中石油和中石化)加紧买进;油价下跌的时候,反而不敢买进。也就是说,两大公司实际上在利用国内现有的成品油定价机制的弊端,进行"变相套利",原油期货贸易权没有放开,价格风险被两大石油公司全部转嫁到国内消费者身上。
    更糟糕的是,国内原油和成品油定价"买涨不买跌"的机制又放大了中国需求对全球油价的影响力,在油价高企时对国内伤害甚大。
    曾在央行研究局供职的金融学者陆磊认为:价格放开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自由浮动,这就要求国家首先出台反托拉斯法,要对垄断定价做出限制;放开以后国家就不能再出面扶持。"目前要求涨价,但今后因投资过度出现跌价的时候,别指望国家扶持价格。"他说。
    以油、电这两个寡头垄断结构的部门为例,石油的问题主要是贸易权,没有贸易权的放开,价格放开是没有意义甚至有害的。电则要考虑电力输送的网络效应--没有人愿意另起炉灶铺设第二、第三电网,因此放开电厂电价的同时必须管制电网的定价行为。
    不过,在紧缺的时候放开定价权和贸易权,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这决定了现阶段大幅度调整的可能性不大;对于决策者而言,更可行的办法是对瓶颈部门的价格做小幅联动调整,例如开征不同种类和幅度的能源税。但小幅度调整对缓解紧张作用有限,也不能改变铁路、石油和电力紧缺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增长要突破煤电油运瓶颈,还有待宏观调控部门痛下决心,迅速推进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才能最终过渡到以市场价格来调配资源的良性循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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