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需求方很集中，主要用户电力行业具有自然垄断倾向（2003年以前是完全垄断），这样煤炭与电力是多对一的格局，煤炭企业的定价能力自然很弱。电力行业经常利用煤炭行业的过度竞争，压低电煤的价格，因此煤炭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没有明显改观。
针对这一状况，中央政府已经作出决策，根据国务院的要求，煤炭行业将在未来几年内，建立4～5个年产1亿吨、十几个年产5000万吨以上的煤矿企业。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专家赵文贵表示，实行煤炭行业的大企业、大集团战略，主要原因是对外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对内与其他行业抗衡。比如，目前中国前10位煤炭企业的产量，只占到全部煤炭产量的15％，与国际大型企业竞争起来处于劣势。另外，国内的煤炭企业重组，有利于与电力行业博弈。这是一种发展趋势。
据了解，神华集团已经成为中国年产亿吨的煤炭企业，刚挂牌的总资产高达220亿元的山西大同煤矿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动力煤集团，也有可能成为第二家年产亿吨的煤炭企业。内蒙古要从明年起开始建设7个年产5000万吨以上的煤炭基地。陕西省也规划将煤炭产量由2003年的8000万吨增加到2020年的2.5亿吨。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濮洪九说，大型煤炭企业可以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甚至跨国经营。这些大型的煤炭集团，国内市场占有率未来应该达到60％以上。他认为，构建大型煤炭企业，便于国家宏观调控煤炭生产，可以及时根据煤炭行业总体形势调整产量，逐步缓解用电紧张局面。
然而，集团化战略只能解决煤电价格之争的一个环节，即增加煤炭企业的定价能力。正如有专家指出的那样，煤炭行业的重组容易，但不会解决体制性深层矛盾于一役。煤炭行业的价格表面上很早就放开了，但实际与电力、铁路、公路等部门的关系复杂。仅就煤炭价格的提升，就需要协调多方因素。
在需要协调的“多方因素”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是：电力行业所说的煤价和煤炭行业所说的煤价完全不是一码事。
安徽电力公司的一位人士表示，电厂对外供电的度电耗煤量是标煤而非原煤；到厂标煤价应为原煤出厂价加运费后，再折算成标煤价。也就是说，煤炭行业说合理的煤价是坑口价，电力行业说过高的煤价是到厂煤价。
据了解，从山西大同到上海港，今年4月份计划内煤炭出矿含税价为164.42元／吨，比1997年的163.84元／吨煤仅上涨了0.58元，涨幅0.35%；可是煤炭实际到港价高达334元／吨，其中流通费用占煤炭到港价的52%，比1997年高出104元，涨幅高达45%。最终运到用煤企业的价格竟达到500元／吨。
这中间包括了铁路运费、海运运费、码头装卸费等等，其中，仅海运费就上涨了一倍还多。而计划外煤炭价格则更高。如果以煤炭的坑口价格计算，各项非煤费用的总和，更是占到了终端用户煤炭价格总成本的75%左右。
尽管煤炭价格已经创出历史新高，但是当前煤炭出矿价并不高，而是煤炭流通中间环节抬高了终端用户煤炭价格水平，造成对煤炭价格的误解。
除了中间环节，政府在煤炭身上附加的费用也不容忽视。7月以来，上海能源、金牛能源、西山煤电等主营煤炭业务的上市公司纷纷发布公告，称因提取煤炭生产安全费用和煤矿维简费，使成本费用支出增加从而影响到公司利润。
山西省此前宣布，多年来一直收取的煤炭“出省费”还将继续征收，去年的标准是每吨煤炭加收10元的生产补贴和5元的维简费。
除了以上的这些加价之外，知情人士透露，在电力系统内部，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不合理的附加费用。过高的交易成本后面，甚至还有人将矛头指向了各省的电力燃料集团。
该人士讲，在厂网分家前，电厂的电煤供应主要是电力公司下属的燃料供应部来运作；厂网分家后，燃料供应部分也进行了改制，即现在大多数的省区都成立的“电力燃料供应集团”，目前包括部分划归五大发电集团的电厂和几乎所有地方投资电厂，以及为保持调峰保留给电网公司下属电厂的电煤供应，都仍然经由电力燃料集团来供应。
他透露，电力燃料集团给电厂的煤加价一般在50元。由于煤到电厂的过程中，各个省的电力燃料集团必然要加价，这也助长了煤价的攀升。
这也就是为什么濮洪九在分析煤价上涨的原因时，会强调“一是生产资料上涨幅度太大，二是中间流通环节获益太多”。
煤炭期货提上日程
以山西一家非国有煤矿的价格变动为例，按4月份价格出矿价为160余元，然而煤矿在生产出煤以后，并非直接销售给电厂，而是先得卖给一家名叫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的机构。
这家被称之为山西非国有煤矿煤炭“总买卖人”的机构还有一个名称，叫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以下简称煤运总公司)。据其总经理张根虎介绍，“我们多年以从事收费和管理工作为主。”
张所说的“管理收费”职能是指：1983年组建的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其成立的直接目的就是代替政府对全省的地方煤炭实行统一的管理和销售，而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收缴出省煤炭的能源建设基金。张根虎表示，“我们每年实现利润很高，但绝大部分体现在管理收费上，经营性利润很低。”
但就是这样一家“经营性利润很低”的公司，在20年时间里竟然形成了下属500余个法人单位、员工人数近5万，名义上拥有150多亿资产的庞大系统。2003年，全系统完成煤炭外销量1.5亿吨(销往山西省外)，总收入163亿多元，除了每吨20元，共计30亿元的出省煤能源基地建设基金上缴政府外，煤运公司所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仅仅”是：按每吨提取挂牌价4.5%以内的服务费和管理费，即7亿多元。
但这还没有完，在运销公司收取了“服务管理费”后，运输部门还要收取高达售价50%的运输费用，再加上电力燃料集团的加价，一吨出矿价160余的煤炭，到了用煤企业时价格已经达到500元。
根据国家财政部、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2002年的相关文件，针对山西省煤炭产销企业征收的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将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取消。这意味着，以代理国家收费为主要业务的山西煤运总公司“坐地收银”的日子只剩下了不到两年。
“它必须要赶在管理和收费职能结束之前，将自己的角色调整为市场化的企业。”山西省发改委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或者成为纯粹的煤炭交易中介服务商，或者成为产、供、销一体的综合型煤炭产业集团。”
而从煤运总公司的改革路径来看，它选择了一条“煤炭欧佩克”的道路。5月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煤运集团公路公司副总经理阎世春介绍，在集团挂牌前后的这段时间，在省政府的强力推动下，通过剥离各市县乡镇国有资产、引进其他机构投资和个人股份等形式，全省煤运系统已经有10个地市组建起了“儿子”级的公路煤炭经销有限公司，而其属下的100多个县(区)级公司也正在按照同一模式改组为“孙子”级公司。这意味着，150亿属于不同级别政府的国有资产正在向集团公司集中。
控制煤炭资源的动作也在加紧。煤运集团的内部工作报告显示，2003年全年，通过独资、控股等投资形式，该集团已经从全省123个新建、改扩建项目中首批选出了18个煤炭开发、加工和地方煤矿提升改造项目，取得了4块煤矿资源的探矿权，这使得煤运集团旗下的各类货源基地矿井达到了71个，实际生产能力1370万吨。这个数字，已经占据了山西全省4.5亿吨年煤炭产量将近1／30的比例。
“这实际上是通过控制流通环节，在行政的基础上将山西省的非统配煤矿联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煤炭欧佩克’式的组织。”山西省能源经济研究所张莲莲研究员如是说。
据业内专家分析，山西省之所以大力支持运销总公司的这一改革思路，“因为这样山西就可以影响全国的煤价了”。
这毕竟是一个地区性的改革，要想影响全国的煤价，首先得有一个全国性的煤炭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供需企业对未来的预期能够通过价格清晰地体现出来。“煤电会”这一形式已经到了退场的时刻，新的市场应该是怎样的模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