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由于需求旺盛而煤炭资源有限，特别是一些用户重点订货不能保证正常的生产，用户转而寻求中间环节采购煤炭。用户采购的量越大，经过中间环节的煤炭价格越高，进一步刺激了煤炭价格的上升。有业内人士称，煤炭涨价的直接操纵者和最大受益者是各地的煤炭经销商。在煤炭涨价后，这些企业的效益都十分看好。一些煤炭经销商每吨的获利能达到一两百元。
此外，行政事业单位向煤炭行业的收费也不容忽视。
调查显示，当前煤炭行业中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主要存在4个问题。一是过多过滥。如计量部门收费有计量鉴定费、计量检验费、地衡调修费三项。林业部门有森林建设保护费、林业建设基金、育林基金、林地占用补偿费、森林检验费等。水利部门有水利水土保持监督费、水土流失治理费、水资源费等收费。二是重复收费。如铁路护路联防费、保价运输费、铁路货物保险费3项收费同属货物安全保险性质，但却政出多门。三是实际执行中改变计费方式和收费对象问题严重，多数地方为了便于收费将收费对象都改变为煤矿，一些地方还将收费标准换算为吨煤多少元。四是有一部分属强制收费。服务类取费虽然从规定看是提供服务后收费，但由于取费主体多为国家权力机关，或以权力机关为背景，因此实际执行中多是强制接受服务，或不服务也取费。
目前，对煤炭行业的乱收费问题较前几年有所好转，但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乱收费问题更加隐蔽。其中有自立项目的收费，如一些电煤管理站收取的电煤交易稽查费、煤炭部门收取的准销票费、公安部门收取民爆物品管理费等；已经废止但仍在执行的收费，如某县综治办收取的群防群治管理费、煤炭部门收取的矿山救护费；扩大范围或自行提高标准的收费，如一些地方将修路费由规定的外销出省煤扩大为所有销售的煤炭；越权批准的收费，如某县政府批准工商部门吨煤收取煤价ｌ％的工商管理费；与煤炭企业无关而被移花接木过来的收费，如某县林业局收取的森林检疫费、森林建设保护费等；不合理改变计费方式导致超标准收费，一些地方为取费方便，将规定的按人数、项目、面积、取水量、工资比例等收取的费用，十分笼统地折算成绝对额向煤炭企业收取。
煤炭是山西省的支柱产业，也是省内各地、市、县的主导产业。通过截留煤炭收入，直接进行集资，十分普遍。如一些地方政府对通过公路供应当地大电厂的电煤截留煤价收入等。此类问题由于牵扯到地方政府，同时对地方经济发展又影响较大，企业多不愿反映，即使反映出来也比较难处理。除此以外，各种形式的摊派也是煤炭企业的沉重负担。摊派的单位有的是地方政府及部门，有的则是乡、镇、村，摊派的内容五花八门。如调查的某煤矿，一年各种摊派项目11个，涉及23个部门和单位，全年共计摊派30次。摊派的项目包括开业集资 、修路，集资款、赞助、六一捐款、会费、活动宣传费等。
由此看来，煤炭长期以来已成为豢养各种利益集团的重要母体。它们有的处于市场中的垄断位置，更多的则是行政部门的寻租行为。而一旦煤成为市场的稀缺品，这些中间环节的利益欲便无可抑制的膨胀，煤再次成为它们获取暴利的支点。
说不清的“煤炭富豪”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煤炭市场供不应求。当时，为了确保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家制定了“大中小一起搞”的产业政策，降低了产业进入门槛。在中西部地区，一些乡镇的小型煤矿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在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乡镇煤矿也带来了突出的问题，多数矿井井型过小，开采技术落后，不具备起码的安全生产条件，资源回收率低，百万吨死亡率高。
虽然经过1998年以来的整顿关闭，从全国范围来看小煤矿从高峰期的8万多个降到目前的2.5万个，但数量仍占我国煤矿总数的90％以上。
而来自山西省的消息显示，随着煤炭需求加大，煤价飙升，一度绝迹的“黑口子”现象在山西一些煤炭主产区正愈演愈烈。“只要有面子，就能开口子”，在灵石、汾西、交口三县接壤处吕梁山麓的一些乡、村，“煤老鼠”们以地势之便，少则投资3万至5万元开“小口”，大则十万、数十万元开“中口”，甚至投入百万元开“不黑不白”（证照不全）的“大口”，个别资源面临枯竭的国有煤矿还有“一证多井”的新口子，采矿秩序十分混乱。这些非法矿井，以原始的手段，在不具备安全生产的条件下，大肆偷采、破坏国家煤炭资源。
一群煤炭富豪也由此产生。山西省高平市的一份资料显示，占该市人口万分之三的煤矿老板人均年收入在500万元左右，其存款总额占全市总额的30％，而当地低收入人群的人均年收入仅区区500元。而近来媒体上也频频披露山西富豪的新闻：“在北京楼市，如建国门外ＳＯＨＵ现代城、世纪城、清水湾等中高档房地产小区，有很多靠开小煤窑发了财的山西人开着豪华车前来购房，出手阔绰，动辄百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山西人在北京购房的规模已仅次于温州购房集团”。由于采煤引起的当地环境恶化，“大量发了煤炭财的本地人都不打算在本地置业发展”，而是斥巨资在外地置业，“举家迁往京、津、沪。”
这些新的乡镇煤矿中，普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为“三低一多”，即产业集中度低、技术装备水平低、经营管理水平低及引发的社会矛盾多。然而，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地方官员普遍的反映是，这些小煤矿背后盘根错节，利益复杂，当前煤价上扬，一些市县的地方保护主义更加严重，要使其彻底停产关闭，很难。
一些大型煤炭集团和一些地方在探索一种“大矿兼并小矿”的模式。通过实力雄厚的矿业集团兼并收购小煤矿，提升产业集中度，以根治小煤矿安全隐患。
煤炭行业人士称这种兼并为“大鱼吃小鱼”，但是这条看似能让煤矿安全得到根本改观的路子，却面临重重障碍和阻挠。首先，当前煤炭市场形势好，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不愿意出让小煤矿。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小煤矿产权问题棘手，利益分配复杂，更增加了收购的难度。很多小煤矿名义上是乡镇、村办的企业，其实都属于个人控股。
据披露，煤炭富豪们与官场大都有着或明或暗的“鱼水关系”。这些暴富的煤炭富豪们，不少都是因非法采煤而暴富的。而非法的煤矿生产大多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大小矿难时有发生，时时都面临着被关停和被查封的可能。为了能够及时得到“上面”的准确情报，以便“未雨绸缪”和“防患于未然”，这些富豪们便自然而然地向官场渗透，通过送礼行贿等手段，拉拢地方领导干部，甚至让领导干部们入股分红，与官员们结成利益共同体。
煤炭资源是国家的，煤炭开发理应使大多数人受益，但现实并非如此。在绝大多数小煤矿以及所有私开矿中，多年来获益的只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成为无序滥采之后的受害者。
近日，山西省遥感中心公布了由于过度的煤炭开采造成了山西386.38亿元的经济损失，占全省20年ＧＤＰ总和的3.11％。而据推算，山西煤炭富人每年带出去的资金应该在“100个亿”左右，相当于山西省全年ＧＤＰ的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