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消息：山西煤多，因煤而富的人自然就多，这很正常。然而屡见不鲜的矿难、遍地开花的“黑窑”、真刀实枪的资源争夺战以及每年数百亿元的资金外流等现象，却给山西煤炭富豪这一群体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幕幕荒诞的闹剧经过他们的“导演”而上场；他们不官而官，在官场上游刃有余、进退自如……
山西煤炭富豪，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煤炭富豪是对高学历人才的莫大讽刺”
山西日报一位分社社长对全省十几个产煤县的煤炭富豪进行调查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大大小小的煤炭富豪(不包括因煤发家但公开身份为其他职业者)最高学历为高中，大部分为初中，甚至有的连小学都没读完。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山西煤炭富豪现象是对高学历人才知识致富的莫大讽刺。
今年记者回乡，几位幼年的伙伴商议让去年挖煤发了财的“萝卜苗”请客。去年，萝卜苗开了一个“黑窑”，风声紧了就停，风头过去了再开，据说赚了数百万元。萝卜苗带我们在临汾一家很豪华的星级酒店吃饭。酒酣之际，萝卜苗问起我的收入，他对我每月千数元的收入很有些愤愤不平，：“咱们念书那会儿，你学习最好……别当记者了，回来开窑！”
因为开煤窑不需要高科技，胆子大就行！所以像萝卜苗这样的一群人，都能成为财大气粗的煤炭富豪。
当年小煤窑初兴的时候，山里穷，平川富。有资源没资金的山里人纷纷来到平川寻找合作伙伴，临汾、洪洞、襄汾等较发达县市到处都能看到从汾西、蒲县、乡宁等地来寻找资金、合作办矿的山里小窑主。但是后来的事实却让满脑子精明的平川人大伤脑筋，除了极少一部分投资者有所回报外，绝大多数的投资者血本无归。要么是打的矿井“不见煤”(实际情况是快要见煤时，这些小窑主就停止掘进，让投资者追加投资以逼迫他们退出合作)，要么是见煤后就撕毁合同，翻脸不认人。当地至今留传着“要倒灶(倒霉)、去开窑”的俗语。据说，当年因为开煤窑纠纷引起的官司占到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80%左右。
“富豪满脑子是封建思想”
山西临汾市讲师团一位资深理论工作者在考察调研了乡宁等县的煤炭富豪后，认定山西煤炭富豪所作所为是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现代版。“富移屋，贵移妻”是煤炭富豪最普遍的行为。
媒体报道山西煤炭富豪不在当地置房产，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晋人发家必修宅”，相当多的富豪发家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屋和修坟，这是传统，不然就不会有今天的山西大院旅游热。山西煤炭富豪在京津沪购买房地产是事实，他们在家乡建豪宅也是事实。进入乡宁县城，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就是当地一位煤炭富豪的住宅，尽管样式有些土气，但其号称“全县第一高”的规模气势还是令人叹服。据说，早在七八年前这位富豪的资产就达到亿元以上。即使在交通极为不便的灵石、古县、蒲县、汾西等山区县，煤炭富豪也要修起华美的住宅，这不仅有传统观念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借此能在乡亲面前保持一种优越感，并在同行面前显示自己的实力。
修宅之后便修坟。山西煤炭富豪们相信，他们发家与祖坟风水有关，因为怕坏了风水，修坟时一般不敢另迁新址，也不敢大兴土木，但一定要立一块高大巍峨的石碑，一定要请人写一篇洋洋洒洒的碑文，并要将自己的“辉煌”业绩在碑文中宣扬一番。修坟热带动了刻碑热，在运城、临汾、晋中等县市的不少县城，甚至有陕西、山东等地的石匠经营刻碑营生。
虽然山西煤炭富豪发家后公开“移妻”的不多，但包养“二奶”、“三奶”乃至“六奶”、“七奶”者却大有其人。临汾市贡院街就因为有许多煤炭富豪在此金屋藏娇而被当地人称为“二赖街”。对于富豪丈夫的这种行径，大多数的妻子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也有少数依仗娘家人多势众而将“二奶”打跑、将丈夫治服的。2002年，汾西一煤炭富豪包二奶，其妻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分割财产，其妻提供的家产达400多万元，最终富豪向妻子妥协。
煤炭富豪们大多不将钱存进银行，而是选择最古老的方式——将成捆的钞票放在自己家里。洪洞与蒲县交界的西龙门山上核桃树多，煤矿也多。有一个煤矿被当地人称为“陈矿”，早在十几年前，作为矿主的兄弟俩就是将成捆的钞票放在自家的核桃木柜子里的。现在的煤炭富豪当然很少有用核桃木柜子装钱的，他们家中都有很现代化的保险柜，有不少的煤炭富豪将钞票换成金条、元宝、银元等硬通货秘密存放。为什么煤炭富豪们要选择这种最原始的方式来保管自己的财产呢？虽然专家学者有多种解释，但一位煤炭富豪自己的解释应该最合理：把自己的钱放在别人家里晚上就睡不着觉！
山西煤炭富豪的手机和汽车一定是最时髦，但他们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使用电脑，在他们富丽堂皇的豪宅内，现代化的设施几乎一应俱全，惟独缺少电脑。
山西师大一位副教授在剖析山西煤炭富豪现象时指出：山西煤炭富豪在经营煤炭的同时也在经营政治，而且经营政治的水平超过经营煤炭的水平。副教授所谓的“经营政治”是指煤炭富豪们与官场亦明亦暗的“鱼水关系”。当他们迈出由农民转向煤矿主的第一步时，命运已经注定他们必须在经营煤炭的同时经营政治，不善于经营政治的煤矿主成不了煤炭富豪。
4月，蒲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地矿局局长刘玉安曾说，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就是管不了私挖滥采现象，既有经济利益问题，也有社会关系问题，总之很复杂。在山西的产煤县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往往是当地的煤炭富豪，他们与政府官员称兄道弟，轻而易举地逃避甚至对抗从中央到地方对非法开采一次又一次的严厉打击。山西私挖滥采屡禁不止的现象可以归咎为煤炭富豪们经营政治的成就。
“只有上面有关系，尤其是和政府官员的大头头有利益关系，才能开矿，也才能挣钱，有钱大家赚，太独是根本办不成事的。”在煤炭大县蒲县的产煤乡镇，当地人与外地人合伙开煤矿时，当地人不用投资，只“负责搞社会(疏通社会关系)”，这可以说是经营政治最常见的形式。临汾市阳泉沟煤矿 “12.2” 事故瞒报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派出了调查组进行查处，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指令临汾市检察院介入此案。然而参与矿难瞒报的尧都区副区长王青丽等13人竟没有一人被追究法律责任，13人的全部立案材料也已不知下落。这应该是经营政治的高级水平了。
煤炭富豪经营政治的手段无奇不有，而争夺基层政权的控制权是他们最热衷的做法。霍州市靳壁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中，有人通过大量收买选票当选为“村长”，1人仅买选票就花了12万元。两位竞争者以许诺给村民发钱来争夺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村委会主任的位子，竞争者之一的王某给每位村民1800元钱，花去194万元如愿地登上了村委会主任的宝座。
另一个普遍现象是将子女们安插在政府部门和政法机关，这也是富豪们经营政治最愿意投资的项目。这些以司机、勤杂工等名义进入党政机关以及公、检、法等部门的富豪子弟，过不了多久，就会成为拥有“高学历”、高职位的权力人物。记者亲眼目睹了以司机名义进入某县法院的一位富豪子弟，经过上党校、入党等包装后，五六年时间就担任了这个县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副庭长。而另一位拥有人大代表身份的富豪之子为县里主要领导开车，在酒桌上很随意地扇了一个乡镇法庭庭长的耳光，成为当地一大新闻。
“当官的怕开窑的”，记者曾就这一说法的含义分别请教三位不同地方、不同职业的人士。蒲县一位乡干部解释，财政收入主要靠“开窑的”纳税提供，当然要“怕”他们了。汾西县的一位煤矿主解释，“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怎么能不怕呢？洪洞县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则说，煤炭富豪背后关系盘根错节，稍有不慎就会栽跟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