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以来，全国电力紧张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呈蔓延趋势。最近，来自能源大省山西的一则报道称，今年前两个月山西省拉闸限电超过两万次，最大用电缺口高达２６０万千瓦。产煤大省山西的供电如此艰难，令人吃惊，而全国各省缺电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在当前国内电力全线吃紧的情况下，各大电厂都在增容扩建，华能集团是国内最大的火力发电集团，其属下有５３家电厂，其中４３家为火电。华能的权威人士表示，未来５年,在电厂的投资将达到４１２亿元人民币。不仅华能如此，国内各地都在增容和新建电厂。目前，一场声势浩大的“电厂运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然而专家认为，在大张齐鼓地进行电源建设的时候，有一种趋势必须引起重视，电力装机容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但煤炭却不可能有相应的生产能力和可采储量来支撑，解决电荒的难点是电煤而不是电源点。现在人们把解决电力紧张的期望放在新建电厂上，但如果缺煤局面不能得到解决，即使电力装机上去了，发电厂可能也只是摆设。
目前，电力项目的建设速度远远超过煤矿建设，由于煤炭储量不足和生产能力缺口等多方面原因，煤炭供应紧张将是长期的。同时由于煤炭紧缺，有可能引发电厂之间的煤炭抢购，进一步推动煤炭价格上扬，使电厂难以得到预期的收益。早在２００２年，山西就出现了冶金企业和发电厂抢煤的现象。在竞争中，由于钢铁价格一路走高，对煤炭价格上扬承受能力较强，而发电厂上网电价受国家控制，对煤炭价格上涨承受力有限，因此，在争取煤源中处于劣势地位。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目前煤炭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重占到７２％以上，虽然说近些年新能源发展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目前能够替代煤炭资源的新能源还没有出现。按照目前的开采和需求增长速度，我们离资源枯竭也会越来越近，煤炭供应只会越来越紧张。期望多上电源项目来解决电荒，可能是一厢情愿，难以实现。
但也有专家认为，在目前我国的资源状况和前景下，出现一定的电力瓶颈有利于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结构调整把能源需求降下来，特别要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在替代小火电和高煤耗机组的基础上适度发展电源项目，同时全社会必须以对自己、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提高节能意识，做好节能降耗工作，不应无条件地放开用电，否则可持续发展不仅无法实现，甚至可能由于能源危机使整个社会陷入困境。
调控乏力
２００３年，电煤需求量占去当年煤炭生产总量１６亿吨的一半以上，据预测，今年在此基础上将继续增加，有可能超过９亿多吨，而现在煤炭生产已经超负荷。如此紧张的供应，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其主要因素是宏观调控不力所致。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主任高世宪认为，首先１９９８年关闭小煤窑以来，几年中煤炭产量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尽管“十五”期间，制定了煤炭及电力规划，但都是在２０００年的市场情况下做出的。由于错误估计煤炭市场规模发展不会太快，因此在扩大供应能力方面考虑较少。所以现在在市场需求增长较快的时候，就出现了手足无措、疲于应付的局面。其次，由于机构设置、管理权限下放等问题，煤炭行业一直缺乏真正从发展战略上来统筹考虑和有力调控的机构设置。
１９９８年，由于煤炭生产安全事故频发，加上产量过剩，煤炭行业开始整顿，关闭小煤窑。同时，体制改革跟进，煤炭部撤销，组建了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不久又改名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从三定方案来看，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只是负责煤炭生产安全监督工作，并无宏观调控行业的职能。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是群众性团体，只是为行业提供服务的社会机构，有建议权，但没有任何的监管职能。现在惟有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下设的煤炭处能够调控全行业，但心有余而力不足。高世宪说：“煤炭部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至９０年代中期，对整个行业统一管理、协调规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在发改委里设立这样的机构应该没问题，但这么小的机构，要协调一个庞大的全国煤炭行业，实在是力不从心。”
况且，煤炭企业的管理权限已经下放到地方，牵涉到各自的既得利益，又没有负责全行业统一规划的组织完善、调整和修改规划的设计，虽然煤炭行业编有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矿区规划，但规划没有法律效力，不能严格执行，并且历次规划的衔接和完整性差。
同时，煤炭行业特别是近几年来，政府对资源开发规划管理力度趋弱，缺乏控制资源规划开发的能力，随着煤炭管理体制的改变，甚至出现了各自为政、无视资源规划和开发程序等问题。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综合处处长解宏绪认为，当前煤炭出现紧张，宏观调控不力是主要因素，造成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一个权威有力的煤炭监管机构所致。
应对之策
为了解决电煤紧张的状况，时下各地都在积极倡导将煤矿与电厂进行捆绑式发展，例如在矿区建立坑口电厂。据媒体报道，浙江省为解燃眉之急，已决定与安徽联合在淮南矿区建立发电厂，浙江此举，因为淮南是华东地区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而浙江缺电且煤资源贫乏，所以这是浙江看好淮南的主要原因，当前与浙江有相同想法的省份不少。
众所周知，１９８８年，内蒙古伊敏煤矿率先进行了在矿区内就地兴建电厂的改革试点，１６年过去了，捆绑式的运作模式似乎并不成功。曾经参与伊敏捆绑式发展试点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主任高世宪认为，捆绑起来发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物流成本，但系统成本会上升，如果就地输电还可行，如果下游市场距离较远，那么就要建电网，这个成本将十分巨大。另外是以煤炭为主搞开发，还是以电力为主搞开发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煤炭行业与电力行业许多东西是不平等的，例如薪酬就低于电力行业，两个捆在一起怎样做到系统最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据１９９９年的预测，在我国已探明的１０３３４亿吨煤炭保有储量中，精查的为６１８亿吨，详查为１０８７亿吨，普查为１５２４亿吨。据有关资料显示，２００２年每年产量６０万吨以上的在建新建矿井近４０处，年生产能力约１亿吨。即使照此建设，煤炭供应也难解燃眉之急。
开采的严重浪费也引起专家的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张宝明说：“我国煤炭资源可采储量虽居世界第三位，但开采条件在世界上属于中等偏下，且多数分布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和北部地区，加上我国煤田勘探资金投入少，矿井开发前期准备工作滞后，开采情况并不乐观。另外，煤炭资源回采率低，损失浪费严重。目前全国煤矿资源回收率仅在４０％左右，特别是小煤矿的回收率只有１５％左右，从１９８０年至２０００年，全国煤炭资源浪费２８０亿吨。照此下去，到２０２０年，全国将有５６０亿吨煤炭资源被浪费。”
目前国内煤炭出口已达８０００多万吨，东南亚地区的煤炭生产量增长较快，有的超过１０００万吨，国内国际煤炭价格基本接近，甚至个别的比国内还低。高世宪认为，解决当前的煤炭供应矛盾应该三条腿走路。一是扩大国内供应能力，加强生产规划；二是加强国内供应合理出口；三是有条件的地方充分利用国际煤炭资源，在东南沿海等地区，尤其像广东、福建、广西、云南等，可以考虑引导一些用户充分利用国际煤炭市场。
从长远来看，高世宪说：“我们应该从国家的宏观政策上进行宏观调控，引导消费，引导供应，其中包括国际市场，因为现在国家对煤炭国际市场已经没有太多的制约因素，不像电力、石油还有门槛和标准。其次，应该提高我们开采的科技水平，杜绝浪费开采，充分利用开发煤炭的可续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