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大同煤矿集团新总部建设工地的公路边，矗立着一栋栋密布风霜的老房子，曾经恢弘的建筑如今成为穿堂风肆意游荡的天堂。本来远离城市工业体系的移民们，将过去几十年的悲情与困顿铭刻在拥挤不堪的街道上。
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的，不仅仅是几公里之外的煤矿、机器和生产模式，更是一套价值观念和一种经济模式。
至今仍然不敢让自己真名出现在报纸上的王正兴，每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生活。他试图改变，但发现无从着手，他渴望突围，但发现除了煤炭自己缺少立足的支点。
他将自己的困惑融会于一本小册子上。因为观点尖锐的缘故，这个册子只能在煤矿系统内私下流传。在这个用半月写成的、名为《山西困局》的册子里，王正兴希望山西能够从一个“弱国家对强社会”的状态过渡到“强国家对强社会”的理想状态。
他确信，山西已经从一个依靠政府调控进行变革的时代过渡到利用勇气在技术层面重构秩序的时代。
形成这个观点，王正兴说用了自己十年时间。
“地上服务地下”之困
在地球上似乎再也找不到与山西相像的省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依赖黄河而立，因为它的母体是著名的山西煤田，所以被称为资源型省份。
但它最大的敌人也是煤炭，因为煤田总有衰竭的时候。
学者张莲莲说，20多年来，山西依托煤炭资源优势，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山西成为全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数据说，该省累计煤炭外调量为50亿吨左右(1979-2003年)，晋煤外调量占到全国同期省际间调运量的80％左右。
然而，随着山西能源生产规模逐步提升，区域经济实力在全国的位次却逐年下降，此结果出人意料。
据资料显示，从1978年到1998年的21年中，山西的综合经济实力由全国第16位一路下滑到第26位，平均两年落后一位。更为突出的是，这里的城镇居民收入长期滞后，1980年排位第23，1998年排到第29。1999年，2000年则连续2年全国倒数第一。即使在2002年山西经济奇迹般地出现“拐点”，但也仅排在全国第27位。
她认为，山西能源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不经济性导致价值外逸，是引发上述结果的重要因素。价值流失随能源产品输出同步，是主要原因。
于是有学者说，如果没有煤炭，山西可以活得更好。告别天生的资本，山西或许会有更多的活法，就像其他没有资源的省份一样可以成为经济重心一样，毕竟晋商的辉煌告诉世人，山西人从不缺少经济的基因。
但这个假设从来就没有成立过。因煤而生就是山西的宿命。
一个公认的观点是，山西立省的根本就是“地上服务地下”，即省份的功能定位必须服从于煤田的生产建设。
直到今天，煤炭仍然是山西省的命脉。作为山西最大的支柱产业，煤炭工业的起伏与山西经济基本上呈现同向波动态势。煤炭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总量的比重，最低年为27％，最高年为36％。再加上与煤紧密相关的煤炭转化和高耗能工业，煤在山西经济中的分量显而易见。但是，单一的煤农二元经济结构不可能支撑一个省份的持续发展，煤枯城衰的命运最终将不可避免。
于是从1990年代起，关于山西的发展方向问题，就一直存在争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向前推进，山西从来没有转型的勇气和动力。
有一种观点在山西广为流传：山西今日的贫穷源自多年来向国家做了太多无私的奉献。从数据上看，山西煤炭储量在2000亿吨，全省118个县中94个地下有煤，共有大小煤矿4760多个，其中乡镇煤矿3771个。2002年全省共产煤近4亿吨，占全国的30％；外调量2.7亿吨，占省际煤炭外调总量的70％；出口4330万吨，占全国煤炭出口的50％。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山西煤炭都可以说在中国能源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资源大省带来的不全都是荣耀。从上到下几十年来国家给山西的定义都是“能源基地”。潜台词是，全省所有的项目投资都向能源倾斜，其他的甚至可以忽略。由于煤炭工业的单一发展，给山西经济发展带来多方面的隐患，特别是造成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调。如该省轻重工业的产值比，1980年时仅为28.7：71.3，而到2001年这一比例却进一步发展到15.26：84.74。
这被视为一种牺牲：在满足了国家的需求后，山西发现自己所有的产业都和煤紧密相关，甚至说山西省就是煤炭的配套项目也不为过。因为自身经济结构的畸形，山西长期低价输出能源产品，又只能高价买进消费品(轻纺工业消费品60％以上需要从外省调入)，使山西蒙受了严重的双向价值流失。
数据统计，仅1980到1988年9年间流失金额就达654亿元，年均流失72亿元以上。而能源基地20年损耗价值仅考虑经济损耗、环境损耗两项，年均损耗价值量为156.9225亿元，损耗总价值量为3138.45亿元，相当于1949-2000年山西预算内财政收入总合1371.069亿元的2.29倍。
问题的症结在于，总有一天，煤炭的资源将会耗尽。那曾经荣耀的城市，留下来的将是一群不知如何转业的技工和被庞大的矿业社会榨取一百多年而几近荒废的土地。
正如王正兴在他的小册子里面提到的，荣耀过后，山西只能坐以待毙。
田成平的逻辑
1999年，山西的人均收入排在了全国最后一位。在这一年的6月，田成平由青海省省委书记调任山西省省委书记。
当地媒体说，在最初到任的4个月时间里，田成平走遍山西119个县，并到工厂，到企业做深入的调查研究，试图寻找山西经济发展的突破口究竟是什么。最后形成一致的共识：山西一定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经济发展才会有出路。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月。山西省新任班子在运城地区召开了“调整产业结构”(简称调产)的大会。现在看来，选择在运城启动这场足以改变山西命运的革新充满了暗示的意味——这个城市是不产煤炭但却是山西经济发展最快的。
当地学界认为，与此前山西党政官员不同，田成平对山西的经济秩序心怀敬畏，但田认为，山西过于依赖煤炭的能量——虽然现在能源形势严重紧张，但资源总有吃空的一天，瞻望未来百年，“能源大省”危机四伏，政府必须把“无为”与“有为”结合起来，必须把民间创新和政府创新结合起来，加快山西传统产业格局转型，帮助山西的“能源企业”变成“能源豪门”并放置于全省经济模式转型过程中，惟此才能保持并发展自己的竞争力。
正如王正兴在册子内所写，这位信奉“功成不必在我”哲学的省委书记，与他的下属们共同推动了山西的“强势政府”运动——他们希望山西从一个“弱国家对强社会”的状态过渡到“强国家对强社会”的理想状态。
他们确信，山西已经从一个依靠政府行政调控进行变革的时代过渡到利用勇气在技术层面重构秩序的时代，所以，“调产”成为田成平实现施政目标的重要手段。
因而，与以往不同，此次调产突出了市场的味道，改变了过去从产业比重硬调的做法，提出了以“潜力产品”为切入点的新思路。所谓潜力产品，即：大，规模可以做大，能够取得规模效益；强，市场竞争力强；好，效益好；少，数量少，不铺摊子，不重复建设，全省只要有这么三五十家，每家能搞到30亿的效益，全省就是1000多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