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初的“二政府”身份，也就是上述由500多个法人组成的遍布全省的煤运站点，成为“三个做实”的制胜武器。
5月底，接受记者采访时，煤运集团公路公司副总经理阎世春介绍，在集团挂牌前后的这段时间，在省政府的强力推动下，通过剥离各市县乡镇国有资产、引进其他机构投资和个人股份等形式，全省煤运系统已经有10个地市组建起了“儿子”级的公路煤炭经销有限公司，而其属下的100多个县(区)级公司也正在按照同一模式改组为“孙子”级公司。这意味着，150亿属于不同级别政府的国有资产正在向集团公司集中。
控制煤炭资源的动作也在加紧。煤运集团的内部工作报告显示，2003年全年，通过独资、控股等投资形式，该集团已经从全省123个新建、改扩建项目中首批选出了18个煤炭开发、加工和地方煤矿提升改造项目，取得了4块煤矿资源的探矿权，这使得煤运集团旗下的各类货源基地矿井达到了71个，实际生产能力1370万吨。这个数字，已经占据了山西全省4.5亿吨年煤炭产量将近1／30的比例。
控制的范围绝对不止于此。根据2003年度的统计数字，山西省煤炭总产量为4.5亿吨，其中大同、阳泉等8大省政府直管煤矿(也称为国家统配煤矿)占据了1.5亿吨，县市煤矿和乡镇煤矿(统称地方煤矿)各占1.5亿吨。而依据煤运集团“对全省地方煤炭实行统一管理和销售”这一定义，在流通环节，煤运集团控制着全省煤炭产量的2／3。事实上，从1999年底，山西煤运系统推进煤焦全面经销工作一直就没有停止过，截至目前，山西省境内的11地市已经有10个实现全面经销。
这显然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国有企业改制的逻辑。
“这实际上是通过控制流通环节，在行政的基础上将山西省的非统配煤矿联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煤炭欧佩克’式的组织。”接受记者采访时，山西省能源经济研究所张莲莲研究员如是说。
“五统一”的背后
因为收费职能即将结束，所以要转变为综合型煤炭产业集团；因为要建立综合型的产业集团，所以要整合煤矿和运销而结成“煤炭欧佩克”。这就是山西煤运改制的全部吗？
答案：不是。
“征收能源基地建设基金是为了补偿山西作为煤炭输出大省的资源和环境损失，同样，以煤炭产销联盟的方式控制煤炭生产和流通，目的也是为了山西的利益。”6月1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员说，“因为这样山西就可以影响全国的煤价了。”
该研究人员分析，能直接影响全国煤炭价格的就是煤运公司控制范围内的这1.5亿吨出省煤，原因是：8大国家统配煤矿与用户签订的合同，一般是年初乃至是上年就已经定好，这类似期货的1.5亿吨煤的价格由国家统一调配，不太可能随市场供需状况发生大幅度的变动；而地方煤矿生产的3亿吨非统配煤中，有1.5亿吨是当地生产当地消费(用于炼钢、发电等)，其价格波动在省内反应较明显，而对全国的影响并不大；而剩下的部分1.5亿吨出省煤价格，则是紧随全国煤炭行情起伏。
影响了价格就能影响收费。这是因为，出省煤能源基地建设基金的收费标准虽然由国家规定，但是管理费和服务费却是由煤运公司依据山西煤炭交易市场的挂牌价来确定的，而至于挂牌价的制定过程，却显然是一个无人愿意详说的盲点——尽管煤运公司声称挂牌价依据的是全国的市场行情，但是，作为储量和产量均占全国1／3左右份额的第一煤炭大省，山西省的行情不就是全国的行情吗？
山西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分析说，“随着煤炭基金收费期限的逼近，煤运公司的改制中必须要有能影响全国煤炭定价的制度设计。”
这设计就是与“煤炭欧佩克”异曲同工的“煤炭全面经销”。在煤运系统内部，这一由省政府认可的规定被细化为“五统一”：统一合同，统一票据，统一价格，统一结算，统一调度。
或许正是为了应对2006年以后的煤炭基金的取消，“五统一”政策早在1999年就开始了试点，之后的今天，它已经被推广至煤运公司所能覆盖的所有区域，而“五统一”不会随着国家基金的停收而终止。
自然，事关山西煤炭在全国的定价权大局，煤运系统的改制背后也始终闪现着“有形之手”：系统内500个法人改建为集团的子孙公司，就建立起了保证“五统一”有效执行的网络；对中小煤矿的整治，除了安全、环保等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总是在逃避政策规定的运销系统；而公路超载整顿原因更明显，因为超载部分的煤炭显然没有纳入统一定价、统一收费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