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使其初步形成一定规模，为今后更大规模地替代化石燃料奠定基础。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达到5.25亿吨标准煤，比2000年的2.56亿吨标准煤增加1倍左右，并且使可再生能源先进利用（诸如风能、太阳能等发电）占可再生能源利用量的比例，由2000年的15%提高到2020年的73.5％。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1亿千瓦，其中小水电为7000万千瓦，风力发电装机2000万千瓦，生物质能发电1000万千瓦。从资源量看，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资源可获得量是每年73亿吨标准煤，现在的开发量不足4000万吨标准煤，有足够的资源可供使用。在“九五”期间，中国先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速度已达年均11.2%，如果将其加快到年均增长15%，就可实现2020年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除了初步替代化石燃料的长期目标外，近期着眼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边远及农村地区的用能问题。
3. 环境友好
在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约束对能源战略和能源供求技术产生的影响十分显著，在许多情况下，环境因素比资源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具决定性。鉴于我国环境已严重破坏以及能源生产利用是造成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建议将环境保护做为决策能源战略的内部因素，也就是将环境容量以及小康社会对环境的需求做为能源政策的重要决策变量之一。
能源发展受环境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环境容量的制约。如果是基于酸雨控制考虑二氧化硫的容量，全国最多能容纳二氧化硫1620万吨左右；如果是基于空气质量要求的二氧化硫容量，则二氧化硫总量控制在1200万吨左右，才能使全国大部分城市的二氧化硫浓度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国氮氧化物的环境容量不会高于1890万吨。二是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制约。到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3亿吨～20亿吨，中国人均碳排放水平在0.9吨～1.3吨。如果美国签署《京都议定书》，中国将是下一个纳入限排承诺的“目标”。2020年以后中国将难以回避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限制的承诺。随着温室气体的限排，二氧化碳的边际削减成本将趋于上升。因此，未来中国能源的发展将受到来自全球环境的压力。温室气体限排所要求的经济投入，将迫使中国的能源部门必须重新定位。三是环境小康需求的制约，环境小康是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环境质量也是衡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根据全国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生态省、市的考核指标，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未来20年中国环境需求指标见表7。
四、采取综合措施保障石油安全
1.国内外石油资源、供需状况以及石油安全对策共同构成了影响中国石油安全的三大因素从长远和全球的观点来看，所谓能源问题，确切地说就是石油问题1。石油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全球政治格局、经济秩序和军事活动的最重要的一种商品。几乎所有国家都把石油置于能源战略的核心位置。
所谓石油安全就是保障数量和价格上能满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需要的石油供应。所谓石油不安全主要体现在石油供应暂时突然中断或短缺、价格暴涨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损害，其损害程度主要取决于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油价波动的幅度以及应变能力。应变能力包括战略储备、备用产能、替代能源、预警机制等。
构成中国石油安全的三大因素包括：中国油气资源状况以及国内产量、进口需求；世界石油供需状况以及价格变动是否能够满足中国在内的需求；建立在国内、国外供需基础上的石油安全对策。
从国内的情况看，中国是一个石油大国，还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同时中国油气资源相对贫乏，按每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资源量、累计探明可采储量、剩余可采储量和产量值（即丰度）来看，中国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8），未来中国油气勘探开发的难度增大。如前所述，随着石油消费的较快增长，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可能超过55%，由此带来的石油安全问题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重大问题。
从世界石油资源及其供需形势看，本世纪初的石油处在相对安全期。其理由有四：一是过去20年世界石油产量和剩余可采储量均平缓上升，剩余可采储量年均递增率为2.2%，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石油储产比维持在40以上；二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石油总体处在限产状态，OPEC采取限产保价的总体战略并充当世界石油供应的调节库，独联体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原因石油产量大幅度下降；三是世界石油储量有在30年左右（到2025年）翻番的可能；四是2020年之前石油产量呈增长趋势，2020年以后因替代能源的发展略有降低，“后石油时代”将进入能源品种多元化的时代，石油在一次能源构成中的比例也将明显降低。因此从总体上看，本世纪的前20至30年，无论对石油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