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此前国务院办公厅[2004]47号文件中进一步明确，“电价调整后，电煤价格不分重点合同内外，均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同时尽快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濮洪九认为，用市场机制解决煤电价格问题，为逐步理顺煤电价格关系奠定了基础。这标志着煤炭价格的彻底放开。
申银万国的研究员沈石分析，电煤价格并轨就可能执行的时机来判断，在目前电煤紧张的情况下，实行的可能性不高，一旦实行必然会加重电力企业负担，加重目前缺电的态势，但是在电煤供应缓解的情况出现后，并轨的可能性就将加大。另外，一旦电力开始竞价上网，电煤也必将并轨。
煤电价格的并轨，使得煤电企业之间多年来错综复杂的“恩怨”也到了一个“结算”的时机。
煤∈电，煤VS电，煤&电？
1993年是煤炭业发展的关键时点。“甚至可以说，煤炭业的独立发展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一位煤炭业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在1993年，国家部分放开煤炭价格。而此前，煤炭行业还只是作为计划经济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而存在。
“当时的情况是，国家每建一个电厂，都会在煤炭产区批出相应的供应指标，同时安排好运输。作为煤矿领导，唯一的任务是怎样提高产量。”这位人士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煤矿还不能称之为“企业”，而只能算一个生产部门。
在当时的国家能源政策里，像电力这样的高增值产业得到大力扶持，为了保证电力行业获得更多的利润以扩大规模，有关部门在煤炭订价上采取“低价补贴”的措施，即通过降低煤炭价格使利润向电力部门倾斜，同时对煤炭部门由于低价销售而导致的亏损实行财政补贴。
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定价模式可谓“各得其所”，而煤炭部门在长期的政府定价机制下，对于价格的敏感度几近于零。
“就像现在的石油产业中的采油工业一样，当时的煤炭行业几乎就是电力行业的一个原料车间。”一位经济学者这样形容说，“当然，随后这两个行业的发展就大不一样了。”
这位学者口中的“不一样”指的是，此后石油产业走向了高度一体化的产业整合，而在煤电领域内却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煤电分离”的趋势。
1993年的煤价改革可以说是这场分离的部分结果——按照政府当时的理念，要进行市场经济改革，首先要有市场化的企业，而企业市场化的关键则在于“自负盈亏”，也就是企业自身要成为独立的利润中心，并且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利润。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煤炭企业所获得的财政性补贴日渐减少，相反各地政府对所属煤炭企业的利税标准却越来越高。再加上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定价机制，使得煤炭业顿时陷入全面亏损的状态。
在这种情形下，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全面放开市场价格，任由煤电企业在市场上自由竞价，通过市场价格的调整使煤炭企业获得独立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二是像石油工业一样，实施“煤电一体化”战略，通过电力市场的终端价格变化消化煤炭生产成本，使煤炭工业正式成为电力产业链中的一个生产部门。
现在已经无法考究当时决策者的思路。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当时的国内经济环境下，电力价格的弹性远远不如石油产品，电力价格的变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也难以预计。或许是出于这种考虑，政府最终采取了折衷的态度，即部分放开煤炭价格，采取“价格双轨制”的政策。
对于这一折衷政策，用煤炭业内人士的说法就是“让你勉强能吃饱，但永远不可吃好”。
华东煤炭销售联合体秘书处处副秘书长郑勇坦言，在煤电之争的背后，是巨大的区域差距和行业差距。
郑勇告诉记者，电力行业收入是煤炭行业收入的3～5倍，甚至6倍。一个电力部门员工的年收入动辄几万块，而在东北，一个煤炭工人每个月只有五六百块的工资，还要在恶劣的生产条件下，承受巨大的安全风险，而且很多能源输出省都是贫困地区。当前的电煤政策完全无视地域差异。等于让贫困的中西部人民一直在为富裕的东部“献血”。
而面对近两年的“煤荒”之说，贵州煤炭行业一负责人直言：“有煤，他们是不愿拿钱买煤，真正的原因就是想以此举给政府施加压力，阻止煤炭涨价并盘剥上游产业的利润，以利于自己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而电力企业之所以“不愿买煤”，根源还在于“计划价”和“市场价”的双轨制上。
只需对电力企业的采购模式略加分析，便可以发现，对于电力企业来说，实际存在着两个“煤炭市场”：一个是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市场煤”，而另一个则是以政府指导价为基础的“计划煤”。
关键在于，电力企业在这两个市场中“讨价还价”的对象是截然不同的主体，前者是煤炭企业，后者则是手握定价权的政策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市场如何波动，电力企业在电煤竞价过种中都处于有利地位：当“市场煤”的价格低于“计划煤”时，电力企业可以通过“阳奉阴违”的做法，少要计划煤；而一旦市场煤炭价格上升，电力企业由于需求紧缺而缺乏市场还价能力时，它的“讨价”对象便立刻转向政府，以“电荒”为由“胁政府以令市场”，从而获得大大低于市场价的“计划煤”供应。
针对“煤荒”说，大同煤炭集团的新闻发言人王友明表示，“并不是煤炭企业限量提价导致了煤炭紧俏，而是前几年宏观经济调控不力造成结构性的煤炭短缺，煤电定价的话语权自然向煤炭企业转移，而价格上扬使煤炭企业看到了增长的希望，这也意味着在这场持久的煤电矛盾中，煤炭企业第一次赢得了谈判的主动权。”
大同证券分析师祁永军则指出：“前几年一直处于劣势的煤炭企业现在很清楚，目前是它们难得的机遇。”
在这种情况下，电力企业再次将“讨价”对象转向政府，而8月4日发改委的举措说明，至少在目前，电力行业面对政府依然有着足够的“讨价还价”能力。
但这或许是一直扮演着“两面不讨好”角色的政府最后一次被迫出手。正如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所说，“目前的订货模式一定要改变。”
而据媒体披露，改革的方向也早已确定，根本思路就是要淡化政府行为，着眼于长远，剔出多年来煤炭订货会本身所具有的“计划色彩”，让市场来说话，把煤电两大行业的交锋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
7月26日，华能国际电力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能国际）与神华集团运销公司签订3年煤炭购销合同。8月9日，华能国际再度出手，与中煤进出口集团公司签订了5年煤炭购销合同。此后的8月10日，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紧跟而上，与神华煤炭运销公司签订了3年的购销合同。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种着眼于中长期、有别于过去“一年一签”的煤炭购销合同，正是当前紧锣密鼓动起草的“煤炭订货会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 与这一方案相呼应的，则是在学术界甚嚣尘上的“煤电联营”和“煤电一体化”的观点。按照专家的设想，煤炭企业可以与电力企业合营或形成战略性联盟，通过煤电资本的相互持股、参股或控股，利用不同资本的融合、兼并与重组，实现混合经营，从而稳定煤价。
据称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默许，但也有专家对煤炭供需联合持谨慎态度，认为煤电联合涉及到投资、经营、管理、利益分配等诸多现实问题，联合的实际效果估计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展现，合作成功与否还有待观察。
贵州省社科学院的张晓勤指出，煤电联营的破局之路虽然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是电力和煤炭都是投资密集型的行业，投资动辄以数十亿元计，高额的投资成本有可能形成投资阻碍。其次，煤炭和电力行业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有可能影响双方之间的合作。同时，即使在联营之后，煤电双方仍需面对各种利益上的冲突。“从长远来看，煤电联营只能暂时解决双方的矛盾，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纵观40多年来煤炭工业与电力行业的关系，可以看出，以1993年为界，煤电行业走过了一段从“煤∈电”（从属于电力行业）到“煤VS电”（价格博弈）的路程，那么它的未来是否真的能像专家们所期待的那样，走向“煤&电”（煤电联营）这一皆大欢喜的结局呢？
煤炭价格的“增值链”
正如有关专家所言，无论是长期合同还是“煤电联营”，都只能暂时解决双方的矛盾，长期的解决之道，依然在于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机制的确立。
据有关人士介绍，目前我国煤炭工业的经济结构还很不合理，产业集中度较低。全国近3万家煤炭企业绝大多数为乡镇、个体煤矿，产量占前4位的煤炭企业，市场占有率不足14％，前8位的为2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