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煤矿的决策者也必须下井……

虽然陈家山煤矿救险工作还在进行，事故的原因尚未查清，但媒体的报道已经让这起矿难的祸端露出冰山一角。据报道：矿工家属称，矿井下6天前就起火了，有经验的矿工都拒绝下井工作，但是煤矿生产队为了增加产量，却不让停工，并且强调对不下井工作的矿工，全部要进行处罚，拒绝工作的甚至要停职。

煤矿的决策者用不着下井，而下井的矿工又没有参与决策权———这是中国当下大多煤矿的现状，这种现状造就了我们的煤矿“制度性不安全”：一方面煤矿的决策者掌握着矿井的安全投入，但因为他们没必要呆在井下工作，井下是否安全无关他们的小命与切身利益。矿井的安全与谁的生命息息相关，谁对安全最敏感呢？当然是一线的矿工，他们是每次矿难最大的受害者，可他们又无权左右安全投入，无力影响决策。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民航飞行员。一个常识是，民航飞行员是没有降落伞的，之所以不给他们配救生用的降落伞，是为了把他们的生命与飞机上乘客的生命安全紧紧地绑在一起———如果懂得自救的飞行员有降落伞的话，在飞行遇到危险时很容易丢下飞机和乘客独自逃生，而没有降落伞则断了飞行员的私欲，捆绑在一起的安全促使他们与乘客坚持到最后一刻。当年的英国海军也有着这样一个传统，遇到海难时，船长要么跟船一起沉没，要么最后一个撤离。

显然，这两个例子里都包含着一种促进安全的制度，嫁接到矿难分析中———如果有一种制度安排煤矿的决策者也必须下井，井下的矿工能够影响到有关安全的决策，决策者们会不加大对矿井安全的投入吗？矿工们会容忍自己工作环境的不安全吗？有隐患的矿井会不停产吗？用不着家属们追问，会有一种制度理性内在地促进煤矿安全的最大化。

矿难暴露的一切问题根源在于，我们缺乏这样一个制度，让矿工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把矿主和煤矿领导的命运和矿工的安全捆绑在一起，甚至还有主管部门领导的乌纱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