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探营之煤炭篇（上）

作为一个被社会各界反复提及的产业，我们试图并力求在上下两期报道中，厘清其相关主体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希望能够让读者从我们尽力解剖的煤炭产业的个别具象中，认识到这一产业自身的复杂，以及化解其矛盾的艰巨性。

近一个月来，几个与煤炭有关的新闻，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是发改委采取非常手段保证电煤供应。当华中地区最大的火电厂——江西九江发电厂的煤炭库存急剧下降、几近停机的危急时刻，经济运行局“果断截煤”，通知铁道部将正在鄂、赣、皖三省交界地区运行的电煤专列“截下”，“不管其运往哪里，先急调九江电厂。”据业内人士分析，这种极具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政干预经济运行的行为，已在中国消失了近２０年。（详见本期专题文章《国家发改委紧急“截煤” 触动煤荒敏感神经》）

二是在饱受电力短缺之苦的浙江，电煤需求不问价格。但即使这样，电煤仍然供不应求。煤、电恩怨，愈演愈烈。（详见本期专题文章《煤恩电怨有尽时？》）

三是６月２０日，全国公路“治超”统一行动全面展开。针对“超载”公敌，政府的治理决心毫无疑问。然而，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盛行的今天，山西千里煤炭公路运输线上，正在上演一场“猫鼠游戏”。（详见本期专题文章《“治超”舞台上的“猫鼠游戏”》）

事实上，谈中国的煤炭，不能不提到山西。这个面积仅为中国１．７％的中部内陆省份，却蕴含着中国近三成的煤炭资源，其中，焦煤的储量比例更是高达５７％。然而，山西丰富的煤炭资源却没有让它摆脱“煤荒”的困扰。从去年底开始，山西部分电厂电煤告急，以至于今年夏天，发改委向国务院报告的全国因缺煤而导致严重“电荒”的省份中，山西与浙江、江苏等省同被列入，实在令人费解。  

其实，不妨将山西的“煤荒”看作是中国煤炭短缺的缩影。本期专题对中国煤炭山西样本的解剖，可以放之“华夏”而皆准。

山西全省１１８个县中，９１个有煤矿，而其中绝大部分为非国有煤矿。改革开放后，国家为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农民群众办矿的积极性，在“六五”时期出台了今天颇受非议的“有水快流”政策。 

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山西全省乡镇煤矿迅猛发展。至１９９７年，全省乡镇煤矿矿井发展到８０００多个，煤炭产量当年达到１．５４亿吨，几乎占到全省煤炭产量的一半。大量非国有煤矿的涌现，打破了原有煤炭市场供求格局，使煤炭市场逐步由卖方向买方转移。但同时，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 

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非国有煤矿更灵活地面对市场，其煤炭价格并不纳入国家对国有煤矿的煤炭价格监控范围。煤炭市场价格被人为地划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计划内价格”统一、稳定，而“计划外价格”多样、灵活。事实上，去年以来，各地出现的不同适度的“煤荒”，多是在“计划内”煤炭无法满足市场供应，而“计划外”煤炭价格又普遍偏高的情况下，煤炭用户对于煤炭市场冷暖的一种切身体验。

另外，面对大量非国有煤矿运输、销售煤炭的巨大市场，山西煤炭运销公司应运而生。这个原本为代收国家“能源建设基金”而成立的企业，最兴旺时，其分支机构遍布全省１００多个县市，俨然成为了山西非国有煤矿煤炭的“总买卖人”。 

运销公司在担当山西地方煤矿“总买卖人”角色的同时，建立了自己庞大的煤炭运输网络，在本期专题报道中，读者可以看到，煤炭运输环节的种种矛盾，以及尚未完善的政府行为——公路“治超”，都应不同程度地为“煤荒”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