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14日至22日,山西省阳泉市、大同市、晋城市等地区连续发生5起煤矿爆炸事故,共造成58人死亡、40人下落不明,创造了一个省内不间断发生重大矿难的“新纪录”;今年2月16日至3月22日,山西吕梁地区先后发生三起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共造成97人死亡。本报3月25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担心在吕梁地区以较短时间内发生多起矿难的“成绩”将前一个“新纪录”刷新之后,是不是很快也会被更新的纪录刷新。8月份的三起矿难将令人恐怖的“矿难纪录”再次改写,我们的担心不幸变成了现实。
以往,几乎每一起矿难发生之后,人们都会很自然地猜测,那些只求牟取暴利而全然不管矿工死活的黑心矿主,与有关职能部门、执法机关甚至当地主要领导之间,十有八九存在着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暧昧关系。好在山西8月份发生的这三起矿难,至今尚未发现矿方与当地有关部门或领导之间存在类似的猫腻。
然而,据新华社记者了解,这三个发生事故的煤矿,都不是那种小敲小打的“杂牌军”,而是手续齐全、设施完善的合法矿井。这样的“正规军”也步了偷挖滥采的小煤窑的后尘,山西省领导归因于“管理混乱,没有真正地把管理的责任、规章制度落实到基层,落实到每一个人”。另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官员介绍,山西有煤矿4235座,非煤矿山6745座,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8605户,全省安全监管机构在编人员却只有1666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捉襟见肘,而且,“与其他省市相比,山西省在组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方面还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但是,领导认识不足,对安全监管工作重视不够,未能把建立机构、理顺职能、充实人员的工作落实到位,是导致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在编人员明显不足的主要原因”。
手续齐全、设施完善的“正规军”尚且如此,违法生产、乌七八糟的“杂牌军”的水平可想而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走在全国前列”的山西省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安全生产监管的情形可想而知(其他地方不像山西那样矿难频发,也许只是因为煤矿不像山西那么多)。“正规军”也出了问题,其性质要比“杂牌军”严重得多;矿难背后如果没有猫腻,有时反而更让人惊讶而且痛心,也更显示出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理顺安全生产监管体制之极端迫切。因此,山西省的“矿难纪录”一再刷新,对全国其他地方具有尤为重要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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