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煤灰渣成灾害

煤炭燃烧之后，所留下来的灰渣，在旧时除去可以垫地、和泥之外，基本没有什么用处。一般人家和店铺大多弃置于门外或垃圾堆。特别是在居民集中和店铺作坊较多的地方，煤灰日久成堆，影响卫生，妨碍交通，给居民及行人带来极大的不便。旧时代由于北京城内居民烧煤取暖做饭，其煤灰堆遍地皆是，加上拾煤渣者翻来捡去，风天灰飞扑面，夏日雨天污水横流，甚至灌入住户房内，这成为北京的一大难题。北京的煤渣胡同就因煤灰的堆积而得名。据《京师街巷记》一书讲：煤渣胡同“在米市大街之西，东与无量大人胡同对峙。此巷路北在前清咸丰时，有铸铁厂，堆积煤渣甚多，则煤渣胡同得名所由来也”。

有些地方的煤灰堆，是非常出名的。像清咸丰年间四川云阳县有个叫云安场的地方，其水边就有几个大煤灰堆，当地禀生陶寿朋写了一篇《云安场风土记》，专门记述煤堆的情况。该《风土记》讲：“水滨有大码头、高码头、火码头，码头崇二丈许，广亦如之，皆灶出煤灰积累而成”。使人称奇的是，由于灰堆中还有煤粒，有时自燃发火，甚至发出如雷鸣般响声：“（灰堆）其中有火，四时不熄。至五六月雨甚，河水暴涨，灰堆为水所冲击，砰然有声，声闻数里，如雷之震”。有位姓杨的盐务官还做了一首《灰雷》诗，另有一些文人纷纷效仿，作诗唱和。令人称奇的是，这里的几个大煤灰堆，竟然成了拾煤渣的穷人和乞丐们的乐园。“每当隆冬盛寒，丐乞多卧其上，且能因其热以作食”；“穷檐妇孺，以拾煤为生计，虽蓬首垢面，终日坐食于涂炭而嘻嘻然不知其苦者，良以利源所在，取携甚便耳”。那些衣食无靠，蓬头垢面的穷人自由自在地在这里翻拾煤渣，冬天倒卧在煤灰堆上以御寒，甚至借煤火煮食做饭。可见这里的煤灰堆之大，以及当地人民生活之贫困。《云安场风土记》正是当时人民困苦生活的一个缩影。

有些临河居住的民户，因不断地向河中倾倒煤灰，年月积久，煤灰越累越多，就造成河道阻塞，洪水一来，水灾必定随之而来。这样的事例并非少有，而比较典型的则是乾隆年间，平定县城因煤渣堵塞河道而受到洪水危胁的事。

山西平定县城内有条河名嘉水，两岸居民多倾倒煤渣于河畔，日久而塞积成堆，洪水一来便因河道不畅而冲坏民居。仅清乾隆年间，就有三次因此而发生水患。特别是前两次，为害甚巨。据乾隆《平定州志》卷3记载：“吾州治在万山中，下城为山水合流之冲，一遇大雨两岸暴涨，居民频河者不堪苦矣。顾闾阎日用俱以石炭为炊，而酿家尤甚。煤结成灰，惮于畚锸辄委于河畔，终岁缺雨，填塞成堆，河渠上近民居，仅三五尺许，何能当山水之骤发哉？夏五六月一遭猛水，南居者冲崩覆压之害十室而九，甲子、丙子之变可鉴矣”。

这里讲的甲子、丙子之变是指乾隆九年（1744年）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洪水因煤渣阻塞而冲毁居民房屋的事故。从“冲崩覆压之害十室而九”分析，如此多的居民深受其累，说明煤渣阻碍河流的危害实在严重。因此历届平定州的州官，都把清除煤灰堆塞，疏浚河道做为治理地方的一件大事。后来由于加强疏通，在乾隆午壬年（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夏六月，“嘉水夜半大发，民不及逃，幸前牧王应超、署牧劳宗发及时州牧先后挑浚，尚不为患”。看来这一次还没造成大的损害。

尽管每任官吏都注意这个问题，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到了道光年间，知州锡麟鉴于“城中嘉河煤渣淤塞，两岸居民累受水患”，而下令严禁在河畔倾倒煤渣，并且集资购地二百多亩，以地亩租课作为修理河道的经费，这样基本上制止倾倒煤渣的现象，“嗣后永绝水患“。为此当地还立下石碑，记录了此事，并称颂他的政绩。

不仅如此，清代宫内的煤灰堆，竟然造成一个内监逃走的事件。此事发生在清雍正十年（1735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夜，“允禵使用的太监李凤森”乘夜跳墙逃跑，后被抓回。皇宫城墙高大，他是如何能翻过高墙逃走的呢？据他交待，由于在墙根下倾倒煤渣灰，煤灰堆得很高，被太监李凤森抓住机会，从煤堆攀上高墙。此事引起了宫廷的重视，除迅速运走了煤灰外，还加强了管理，以避免类似事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