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煤炭工业

孙中山（1866—1925年，学名文，曾化名中山樵）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领导了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华民国。他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基本政策，他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他那正直、善良、忠厚的品德和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献身的精神，都是中国人民一笔极其宝贵的遗产。

我们特别不应该忘记的是，他以伟大革命家的眼光，洞悉我国矿业之重要，明察了煤炭之战略地位，他关于煤炭开发的一些论述至今仍在撞击着我们的心弦。 

大家都知道，孙中山有一份举世闻名的《建国方略》，详细阐明了他对建国、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理念。在《建国方略》之二中，他对于煤炭和矿业有极深刻的论述：

“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他进而阐明：“煤为文明民族之必需品，为近代工业之主要物，故采取之目的，不徒纯为利益计，而在供给人类之用。”这些论述可以说切中了文明民族和近代工业的要害，这种认识，至今并没有过时。但遗憾的是，我们些同志往往为所谓的新潮冲昏了头，忘记了孙中山先生的遗训。

他还指出，中国煤炭资源的丰富，为煤炭工业提供了大力开发的条件。他说：“中国煤矿素称丰富，而煤田之开掘者，不过仅采及其皮毛而已。”“北美合众国每年所采取之煤约六万万吨”，中国“产出之煤应四倍于美国”。他断言，在中国发展煤矿，不要有任何顾虑，应该放手大干。他十分坚定地讲：“煤矿之产于中国各地既多所发现，……故开采者不特无失败之虞，而利益之厚可断言者。”他要求“直隶山西无尽藏之煤铁，应以大规模采取之。”他还曾予言：“数年后，当中国工业愈加发达，需煤之数必见增多。”“在中国又有无限市场，故资本之投放，其利益大可断言者。”这些话的字里行间，表达出他对发展煤炭工业的满腔热情和坚忍不拔的决心、信心。 

对于在中国如何开办煤矿，孙中山也颇具真知灼见。按他的设想：一是，先在沿海地区开发，“沿海岸、河岸各矿，交通既便，宜先开采，内地次之”。二是，在资金上既借外资，又要降低成本。他说：“开煤矿之办法，除摊派借用外资之利息外，其次当为矿工增加工资，又其次当使煤价低落，便利人民”。三是，搞规划，先为炼钢建煤矿，统筹兼顾其他。他这样谋划：“当煤矿开采之始，除为钢铁工厂使用外，开始计划当以产出二万万吨备为他项事业而用”。四是兴建运煤大通道。比如，他设计在唐山建北方大港，就有为山西煤炭建造出海口的考虑；改造广州水路系统也是为了使煤铁资源“以达于海”；修建西南铁路、建葫芦岛港、西安至大同铁路和新疆铁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运煤。 

1912年，孙中山为窃国大盗袁世凯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在这种无奈的处境下，他仍不忘振兴国家之实业，立志要在十年内修建二十万铁路。袁氏假惺惺地予以支持，“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是年９月１８日至２７日，孙中山不顾身体不适和疲劳，到山西、河北“考察正太铁路及晋省矿产，视察娘子关等地战后情况，暨联络各界发展铁路政策”。

这次实地考察，对孙中山启发极大，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对煤炭的认识，而且还充实了其发展民族实业的思路和策略。特别是山西富甲天下的煤炭资源给孙中山以极深刻的印象。为了使考察更有成效，他于途中向袁世凯发去电报，要求为其增派熟悉煤矿的学者随同考察。电文讲： 

“文此次游历中外，纯从铁路政策上着眼，惟筹备之先，应将煤炭予为计划。我国产煤区域几遍中国，往年产额在一万万吨之上，近更增加。设再整顿，立能生色。请访农村部酌派精晓矿学者数人，随同文沿途考察一切”。

这个电文，进一步说明孙中山对煤炭工业的极度关注和重视，他把发展煤炭工业放在发展铁路等实业的优先位置，确有远见。 

1912年9月21日，孙中山在我国煤城阳泉参观。该地富足的煤炭、铁矿资源，使他在胸中形成了煤铁同步发展的计划。他写下了“以平定煤铸太行铁”的结论。这几个掷地如金石声的大字，至今在煤城阳泉一个公园的石碑上闪着金光，指引着子孙后辈去开发矿业，建设富强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