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停产整顿的煤矿还可以明目张胆地开工?这种拿生命换钱的小煤窑到底还有多少在“作业”?而又有多少矿工的生命危在旦夕?要想从当地官员的口中了解答案,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目前还不能确定”,还需要“对此作进一步调查”。
小煤窑到底夺去了多少条生命,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结果。但是,从广西南丹到徐州市贾汪镇,从山西大同到交城,一个个令人痛心的特大事故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尽管各级领导不断批示,尽管会议开了无数,文件也发了无数,小煤窑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继续在吞噬生命。显而易见,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在基层受到了抵制,好的政策无法一杆子捅到底,主宰着小煤窑的命运和矿工存亡的仍然是地方的“对策”。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对付小煤窑?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瓦斯爆炸、矿井透水的事故一再发生却无力阻止?应该从哪里寻找良药呢?
小煤窑死而不僵的根本原因,与黑恶势力的嚣张颇有相似之处,那就是有人保护。保护小煤窑的不是别人,正是执行着上级政策的基层政府。由于小煤窑与地方政府乃至政府官员的利益有着“血肉联系”,以至于基层干部对关闭小煤窑的政策有着根本的对立情绪,无论上面打多大的雷,到了基层都不会下雨,小煤窑仍然能够顶雷运作。看清楚了这样一层关系,我们就不难明白,要想从行政系统的内部解决小煤窑问题,不说是根本不可能,也算得上关山重重。要想靠长官意志把小煤窑治理工作做到实处,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想真正解决问题,还必须借助“外力”。
这里所说的“外力”,是指行政系统之外、不依赖于长官意志的力量,其一是舆论监督,其二是法律的全面介入。舆论监督在关闭小煤窑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如果不是记者率先报道了南丹事件,那个巨大的黑幕就不可能被揭开,那些草菅人命、尸位素餐的官员就不可能落马,那些死难矿工的灵魂也难以瞑目。
从目前解决小煤窑问题的步骤看,法律基本上还没有实质性的介入。没有专门性的法规,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法律条文,各级执法机构只在“出事”之后才进行追究,起不到应有的预防作用。尤其是对待那些违反有关规章的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地方干部,还不能够进行事故前处罚,这样就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恶性事故。在法律的利剑缺席的情况下,小煤窑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就必然是藕断丝连。而从各地的实际情况看,建立一支专门对付小煤窑的执法队伍,也已经是燃眉之急了。
蔡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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